畜牧业合作社经营模式与综合绩效分析——以新疆为例

文章以新疆畜牧业合作社为例,对畜牧业合作社不同经营模式及其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根据特征差异,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不同经营模式的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研究表明:畜牧业合作社四种经营模式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收益水平、风险水平、组织建设、合作性质与社会影响等方面;各类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半托管经营模式、草畜联营经营模式、全托管经营模式、传统经典服务型经营模式。据此提出,在农区选择发展半托管经营模式,在牧区选择发展草畜联营经营模式等政策建议。     

多元主体、庇护关系与合作社制度变迁——以府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为例

本文以府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资料为基础,着重分析了合作社发展中地方政府、企业、农村能人、普通社员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了现阶段农民合作组织与合作制度呈现出复杂现实局面的社会性、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企业、农村能人与普通社员等利益主体在合作社发展中通过不断的互动与博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庇护关系,构建起渐趋稳定的庇护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具有相当强的对外排斥功能,既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又不利于从根本上保护普通社员的合作权益,成为阻碍合作制度创新的结构性力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新一轮合作组织与合作制度的变迁过程中,通过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打破庇护关系网络的束缚、削弱庇护型社会结构的影响、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连接机制、重塑各个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来实现。     

开发区土地扩张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研究目的:通过研究开发区土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不同时期开发区的供地政策和增长方式。研究方法:将土地要素引入到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地扩张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土地要素是开发区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但土地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功能是在变化的,其经济增长源泉功能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弱化,技术和制度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增大。研究结论:开发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于土地内涵式扩张的基础之上,其特征是提高土地集约度和减弱土地扩张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途径是提高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作用,加强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发展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的探索与实践——以四川省蓬溪县为例

四川蓬溪县兴办土地流转合作社的探索与实践,推进农村土地规范有序地流转;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科技广泛应用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本文为办好土地流转合作社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基于索洛模型适应经济增长的土地政策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通过构建包含土地要素的索洛增长模型,定量分析土地要素对哈尔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提出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土地利用政策.结果表明引入土地要素后扩展的索洛模型仍然存在平衡增长路径,土地要素对哈尔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为12%,十二五期间,制定一个好的土地政策对保持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至关重要.     

现代农业发展视角下的土地制度创新——以鹿泉市联民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为例

本文从土地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有化和私有化改革思路对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利弊,认为现阶段我国土地制度创新应坚持和完善集体所有制,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流转使用权.本文以鹿泉市联民土地托管合作社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盈余分配方式对农民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以黑龙江省克山县仁发农机合作社为例

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仁发农机合作社这一案例的剖析,揭示了盈余分配方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绩效的重要性生。研究表明:仁发农机合作社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实现从弱到强蜕变的最根本原因是它完善了内部盈余分配方式。该合作社改革后的盈余分配方式使资本、土地、劳动三要素的贡献在盈余分配中都得到了体现,激励了要素所有者对要素的投入,从而促进了合作社经营规模的扩张。案例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有效的盈余分配方式应当给予有贡献的所有要素合理的激励,例如赋予要素剩余索取权。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含义:在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道路上,促进盈余分配方式的完善应成为国家规范合作社制度建设的重要取向。     

制度变迁视角下林业股份合作社的产生、优势与挑战——以浙江省安吉县尚林毛竹股份合作社为例

以浙江省安吉县尚林毛竹股份合作社为例,在制度变迁视角下探讨了林业股份合作社的产生和运作机制,林业股份合作社的优越性、存在问题和未来的发展空间。案例研究表明:第一,走向合作是林权改革后分散林农的必然选择,但合作形式是专业合作还是股份合作,并无固定模式;第二,政府对于林业股份合作社的扶持不可或缺,但其介入应当有度;第三,社会资本可以降低林业股份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并能增强合作社的稳定性;第四,林业股份合作社的发展道路并不一定要"自下而上",关键在于林农是否存在对合作的强烈需求和林业股份合作社的运行能否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     

信息传递、家庭养老保险与农户农业规模经营参与决策分析——以农户农地股份合作社入股决策为例

如何激发农户参与农业规模经营的积极性,是实现其与现代化农业有机衔接的关键之一。本文以农地股份合作社为例,基于728户非社员农户样本,着重分析了信息传递、家庭养老保险对非社员农户入股决策的调节作用及其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家庭养老保险参与、政策信息、社员评价信息传递对非社员农户入股决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其中,社员评价信息传递边际效应最高,对非社员农户的调节作用随传递信息内容等级的提高而提高。此外,信息传递对非农社员入股决策影响的边际调节效应递减。家庭养老保险对非农户社员入股决策的正向调节作用需要一定的信息传递为基础。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可针对特定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信息传递方式;健全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提高参与农户评价;完善农村社会保险体系,提高农户风险补偿预期。     

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创新路径分析——以上海市金山区为例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性决策。2014年9月2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中央深改组组长习近平表示,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更多考虑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     

预期征地下设施农用地流转利益主体冲突机制研究——以吉林省F市联盟村为例

研究目的：分析因预期征地导致的设施农用地流转双方为竞相获取附着物补偿费而引发的冲突及磨合机理,为解决农地流转冲突提供新视角。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归纳总结法。研究结果：（1）联盟村设施农用地流转市场特征：受预期征地影响、地权主体和定着物产权主体分离、卖方市场特征和信用租赁特征;（2）设施农用地转出方为预期征地做准备,通过低价购买方式与转入方进行地上定着物交易,从而攫取附着物补偿费;（3）转入方在“不出售”策略占优时选择低价交易出售地上定着物的实质是相关制度法规的缺失,导致流转双方权利模糊不清,致使农户出现权利行使偏差,造成强势产权对劣势产权的侵蚀。研究结论：需尽快构建设施农用地地上空间权利,当然,需要处理好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地上定着物所有权的关系,清晰界定两种权利在土地空间权利占有中的权能,逐步建立起产权相对明晰的土地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存贷合作社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彭墩村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对土地存贷合作社的运作模式和绩效进行分析,为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提供新的思路。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个案分析法。研究结果:土地存贷合作社的制度创新源于当事人对外部利润的追逐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创新的同意一致性,制度的成功运行在于其满足农民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结论:土地存贷合作社是符合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发展方向的一种制度变迁。     

基于威廉姆森分析范式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费用研究——南海区1872份市场交易数据和372份调研数据供给侧分析

研究目的:应用1872份市场交易数据和372份调研数据,对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费用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方法:Tobit模型。研究结果:从1872份市场交易数据归纳出市场特征:市场交易形式存在明显的偏向性,"以租代让"现状普遍存在;土地细碎化程度较强;契约期限大部分都在5年以下,交易周期较短,交易频率较高。根据372份调研数据对市场交易费用的研究结果表明,集体经济组织自组织化是市场有效交易的重要制度变迁;政府干预代表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越高,交易费用相对较低;交易双方信息越对称、信息透明度越高、市场越规范,市场的不确定性越低,集体经济组织将面临的市场风险越低,其交易费用将越低。研究结论:为了提高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发展的有效性,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是前提,交易公开化、透明化,减少政府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干预,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和作价入股的 交易成本控制研究 ——基于上海市的案例证据

研究目的：对比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和作价入股两种供地方式的交易成本控制措施,提出控制交易成本、优化管理政策的建议,为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探索构建了“供应（交易）→制度环境→交易属性→交易成本→供应（交易）”闭环式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易成本控制理论分析框架。（2）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制度相对完善,交易成本控制效果好于作价入股;在缺乏规范制度安排情况下,政府背书或担保、建立利益联结体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3）缺乏交易平台、交易程序和规则不完善、交易合同不规范、基准地价与价格评估不完善、监管程序缺乏等是影响交易成本控制的重要制度因素。研究结论：应当加快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交易平台建设、完善交易程序和规则、规范交易合同文本、完善用地管理政策体系等,以降低交易不确定性,有效控制交易成本。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运行特征、现实困境和出路选择——以苏南上林村为个案

研究目的：分析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产生背景、运行特征、现实困境,提出相应的对策出路。研究方法：个案分析法。研究结果：通过对江苏苏南地区上林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个案分析,指出该合作社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在产权结构、股权设置及收益分配等方面具有某些典型的运行特征,但现实中合作社面临政社不分、股份集中度低、股权封闭性强、入股要素及其用途单一、收益分配制度尚待完善等诸多困境。研究结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出路在于政社分开,明晰产权,完善股权流动机制,健全激励和监督机制,完善收益分配制度,加强立法建设。     

基于乡村韧性视角的宅基地退出绩效评估研究 ——以四川省广汉市三水镇为例

研究目的:构建基于乡村韧性视角的宅基地退出政策绩效评估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并以四川省广汉市三水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方法:专家咨询法、DSP识别方法、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研究结果:(1)基于韧性理论,构建了目标导向下的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基础设施效益和乡村治理效益5个维度28项评估指标的宅基地退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2)实证研究了四川省广汉市三水镇宅基地退出绩效,发现其宅基地退出整体绩效适中,生态效益和基础设施效益维度的绩效较高,乡村治理效益维度的绩效较低。研究结论:基于乡村韧性视角构建的宅基地退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可用于国家对宅基地退出试点绩效的评估,该指标体系的相关数据取值需在考虑不同区域特点的基础上加以调整。     

基于地域和村域区位的宅基地价值测算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以浙江省典型县市为例

研究目的：构建宅基地多功能测算模型,基于地域和村域区位两个维度探讨宅基地综合价值及其空间分异,为宅基地的定价补偿提供理论参考。研究方法：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结果：（1）宏观地域尺度上,单位宅基地价值呈现浙北平原（嘉兴市）＞浙中盆地（义乌市）＞浙南山区（泰顺县）的分异特征,城中村单位宅基地价值地域差异相对较小,近郊至边远地区逐渐增大;（2）微观村域区位上,浙北平原（嘉兴市）和浙中盆地（义乌市）宅基地价值均呈现出城中村＞近郊型＞远郊型＞边远型的分异特征,浙南山区（泰顺县）宅基地呈现出城中村＞边远型＞近郊型＞远郊型的分异规律;（3）宅基地价值构成因地域和村域区位不同呈现明显差异。研究结论：宅基地功能价值具有显著的地域和村域区位分异特征,应考虑宏观地域和微观区位因素差异化定价,以平衡不同尺度区位农户宅基地的退出补偿收益。     

风险感知、风险态度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研究 ——以浙江省嘉兴市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为例

研究目的:探究风险感知、风险态度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作用,为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实践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研究方法:将风险感知理论与风险态度理论相结合,探讨两者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作用,提出研究假设,并通过浙江省嘉兴市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结果:(1)风险感知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风险态度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风险感知和风险态度的交互作用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具有较小风险规避程度的农户,即使感知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具有较大风险时,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可能性也将增加。研究结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实践中,关注风险感知因素和风险态度因素将有助于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SWOT分析法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路径探讨——以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细柳村为例

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土地综合整治转型引入了大量新元素,如:生态学、美学和人文景观学等.加快探索符合地域特色的土地综合整治新路径,推动县域产业升级、特色文化传播、资源环境全面复兴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本文以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细柳村为例探究其可行性,采用SWOT分析法对细柳村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具有地域特色化的全域土地综合整...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分析——以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为例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自颁布以来在各地方已有一定的实践,探讨项目中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对促进四川省灾后重建意义重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的问题在成都市双流县主要表现为资金问题、片面追求建设用地指标以及权属调整的问题。应统筹用地规划、建立滚动发展机制、因地制宜、规范管理以有效处理资金不足的问题,保障农民权益,提高村集体参与积极性,推进政策体制改革,以处理权属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