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背景下我国工业碳达峰预测研究

首先利用物料衡算法中详细燃料分类的估算法对全国工业CO2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基于LMDI模型,计算了各因素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值和贡献率。结果表明:起正向作用的因素依次为经济发展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其中经济发展效应对工业碳排放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贡献度达到174.91%,人口规模效应贡献度为15.58%;而能源强度对工业碳排放增长的负向作用最大,贡献度为-174.81%,其次是能源消费结构,贡献度为-87.21%。根据LMDI结果,运用STIRPAT模型对我国2020—2035年工业碳排放量进行预测,得出我国工业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峰值为1 088 289.478万t。最后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技术创新等角度对工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出建议。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碳减排——基于空间溢出与面板门槛的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但在中西部表现为正向溢出。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最佳数字经济区间为第一区间(lndig≤12.201);处在第二区间(12.20116.222)后,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略微弱化。     

空间视角下循环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是推动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与污染减量水平、资源循环利用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水平4个维度,构建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循环经济与碳减排均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形成基本相反的空间集聚区;(2)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本地区碳减排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邻近区域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强于直接效应。     

基于STIRPAT模型的陕西省工业碳排放分析及预测

工业行业是陕西省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研究工业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预测其碳达峰时间,对陕西省尽快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STIRPAT模型,运用岭回归并结合情景分析,预测陕西省工业行业碳达峰时间与峰值。研究结果表明：(1)陕西省工业行业碳达峰时间出现在2030—2040年之间,峰值规模约在19 412.54万～23 472.48万t之间;(2)人口规模是促进陕西省工业行业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而能源强度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对人口规模和能源强度的调节,可以为陕西省减少4 059.94万t碳排放量;(3)人口规模、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产出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能源强度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根据碳排放预测结果,提出陕西省工业行业碳减排路径,同时也为其他工业大省和工业城市的碳减排提供一定的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双控效应——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审视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环境政策转型的重要抓手,对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亟待研究。基于绿色增长与绿色创新双重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作用效果,并揭示其背后机制。研究发现：(1)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仅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并没有实现“碳双控”目标,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碳排放总量,而对于碳排放强度的间接效应则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2条路径实现。(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家先行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双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据此,从缩小城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改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等方面,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双控政策的制定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中国释放数字经济减排潜力,尽快实现“碳双控”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撑。     

实现碳达峰的阶段性与有效路径研究——基于绿色GDP核算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客观上要求科学测度绿色GDP中碳减排的阶段性和有效性。本文基于情景分析技术和绿色GDP核算理论,测算了我国绿色GDP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加入WTO后,中国参加全球碳减排治理进入新阶段。Ⅰ阶段(2002～2012年),中国为全球碳减排治理的被动接受者,Ⅱ阶段(2012～2030年),中国为全球碳减排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以上两阶段可进一步细分为：Ⅰ.1阶段(2002～2008年),碳排放爆发阶段;Ⅰ.2阶段(2008～2012年),碳排放空中加油阶段;Ⅱ.1阶段(2012～2020年),碳排放降速换挡阶段;Ⅱ.2阶段(2020～2030年),碳达峰阶段;(2)只有在低碳排放情景下,我国方可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在低碳排放情景下,技术进步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关键,实现绿色转型需要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合力发挥作用;(3)新时代碳减排治理的关键在于构建以零碳电力发展为目标的绿色能源供应体系,其中,建立高耗能半导体产业与新能源产业链、创新链的高效耦合机制尤为重要。     

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新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在考虑变量选择偏误、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容忍“不外生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除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渠道以外，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多样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且技术相关性越高，数字经济对技术多样化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跨界污染转移和主体功能定位是影响省际交界地区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低数字产业化与高产业数字化的地区，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西北 5 省碳排放与产业结构碳锁定的灰色关联分析

日益严重的 “碳锁定效应” 对当前碳减排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何突破传统的碳减排理念， 探索有效的解锁路径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通过梳理碳锁定和产业碳锁定相关文献， 从区域的视角， 通过测算 2004 ～2016 年间中国和西北 5 省碳排放量数据和产业结构发展的状况， 并测算各区域碳排放与产业发展间的关联度， 发现中国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间的关联关系依次为二三一的结构， 然而西北5 省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并不同于全国。 其中陕西和甘肃呈现出与全国相同的关联关系， 而青海和新疆则呈现出三二一的现象， 宁夏则呈现出一三二的关联关系。     

“双碳”目标下环境税对企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

为了实现能源集约、生态可持续发展,2021年我国提出了要制定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并且逐渐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目前,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即“双碳”战略是我国的重要议题。“双碳”战略离不开绿色税制的建立,而环境保护税不仅是环境规制的重要工具,也是建立绿色税制的重要税种之一。环境保护税具有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等特征,它也是当前唯一将大气污染物纳入征税范围的税种。“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企业,也离不开个人。因此,研究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大意义。另外,企业减少税式支出而进行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够进一步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从而促进碳减排。因此,研究环境保护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碳减排效应之间的相关性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环境保护税对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具有协同效应的假设前提,进行了《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5—2021年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碳减排效应,换言之,当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以后,企业碳减排水...     

省域碳转移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各省份碳配额分配问题是我国碳交易全面启动后面临的一大难题，并且在“双碳”目标的强约束下，明确和厘清各省碳排放转移路径对地区实现碳减排战略至关重要。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省域碳转移规模，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刻画了碳转移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进一步探讨碳转移网络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7—2017年，中国省域碳转移规模呈上升态势以及显著的区域非均衡性特征，净碳转出省份多为能源富集型省份和制造业工业大省，净碳转入区域多分布在江浙等沿海发达地区。(2)省域碳转移空间网络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弱稳定性特征；块模型结果表明中东部省份扮演着“桥梁”作用，中部地区和西南区域发挥着“双向溢出”作用。(3)QAP回归结果表明，经济水平和投资消费结构相似的省份之间较易发生碳转移，且环境路径依赖是影响省域碳转移网络结构的最重要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RCEP国家的实证检验

全球经济正在逐渐步入以数字和绿色为发展特征的新时代。数字普惠金融在成为经济高速发展重要引擎的同时，是否能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呢?本文基于2011—2020年15个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具体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这3种途径对碳排放产生间接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基于差异化能源结构的门槛效应；(4)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人口高聚集国家和污染严重国家的碳减排。因此，各国应逐步推进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并利用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带动传统产业转型，政府也应加大节能减排方面的投资支出。此外，各国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要充分认识到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性，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分解——基于LMDI模型

在引入指标分解和扩展的Kaya恒等式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将我国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分为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以及能源结构效应5个部分。通过测算建立了我国长时间序列碳排放数据(2004—2016年),并从国家级、区域级和省市级3个层面分别探讨了各驱动因素的碳排放变动效应。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效应是促进我国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因素;而产业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是抑制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两个驱动因素;人口规模效应促进了我国碳排放的增长,能源结构效应抑制了我国碳排放的增长,但这两个驱动因素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此外,利用混合回归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了检验,验证了分析的合理性。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用于解决我国的碳排放问题。     

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明确碳排放规制的就业效应,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就业,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发现,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效应。同时,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就业,而在中等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抑制就业。因此,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性碳排放规制政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促进就业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改善的影响研究

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对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22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用能权交易制度显著降低城市碳强度和提升碳全要素生产率;(2)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碳强度的降低,同时也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和非资源型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创新效应和监管效应等途径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4)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排放改善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能够实现环境红利和社会福利相容发展。因此,稳步扩大试点政策范围,积极探索实现路径和推进区域协同是实现绿色低碳的重要保障。     

低碳背景下中国OFDI的环境效应检验——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效应,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研究在碳排放量不同分位点上中国OFDI对其影响作用的差异性和"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结果显示,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所产生的环境效应整体表现为"污染光环"效应。中国OFDI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国家(地区)存在差异性影响,由于低排放水平国家具有吸收以相对高污染的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投资偏好和较大的技术差距,中国OFDI会增加这些东道国的碳排放,但随着东道国碳排放量的提高,通过外溢的绿色技术效应,中国OFDI对其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强,进而推动相关国家碳减排和环境质量的改善。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带来了绿色的环境效应。     

基于多目标规划的碳减排路径研究

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解决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与减缓碳排放之间深层次矛盾的有效手段.为测算产业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低碳效应,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2007年投入产出数据,在宏观层面上构建了一个包含2个目标函数和75个约束条件的投入产出多目标规划模型,定量分析了碳排放约束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作为碳减排的手段在一定范围内依然有效,论文据此提出了中国应该重点发展、鼓励发展、控制发展以及需要限制发展的行业;论文同时指出,仅通过产业调整难以实现碳减排目标,提高能源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关键链的低碳化管理,也是不容忽视的碳减排路径.     

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分析

对1997～2012年中国分省域碳排放的数据进行详细测算,发现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发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和能源结构碳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较为突出。通过检验发现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是最优的。结论：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优势创新产业集群,推广清洁技术的利用,改善以煤炭为主不合理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并充分考虑区域间的集聚效应,在碳减排活动中充分加强区域协作。     

影响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因素分析——基于LMDI分解模型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明确中国能源消耗造成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指出制定碳减排政策的关键点。一个国家的碳排放情况由该国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水平、人口规模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通过LMDI因素分解模型,对我国2000—2015年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呈增长趋势,其中碳排放正向驱动力是经济效应,其次是人口规模和能源结构效应,负向驱动力是技术效应。最后,根据上述结论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与建议。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省域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不断提高碳排放效率,能够有效地激发减排潜力。本文在省域异质性视角下,运用固定效应随机前沿分析的参数方法测算和分析中国省域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考虑碳减排技术的省域异质性后,碳排放效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减小。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效率有利但影响不显著;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有利于提高碳排放效率;贸易开放显著提升碳排放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效率影响并不显著;实施能源目标约束政策有利于促进碳排放效率,政府干预能力越强,能源目标约束的减排效果越好。未来中国提高碳排放效率的的工作重点应着重优化产业结构和调整能源结构,同时通过制度安排促使地方政府积极设计和实施碳减排政策。     

数字经济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使用熵值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和能源消费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但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能源消费结构向绿色发展方向迈进,并且该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依据这一结论,中国应继续大力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提高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及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之间的产业融合,更好地赋能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