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类型影响公司业绩吗

通过运用比较均值和中位数检验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不同类型的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法人股控股的上市公司业绩要显著高于由国家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业绩。     

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分析

以我国2006年底已经实施了股改的深沪两地A股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采用收益-盈余模型检验了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实施了股改的上市公司,股权仍然相对集中;当上市公司属于国家终极控制时,盈余质量会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正相关;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能力与盈余质量正相关;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内部控制缺陷与公司业绩

基于公司业绩角度,分析内部控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2-2015年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较于内部控制健全的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业绩较差;且内部控制缺陷程度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内部控制缺陷越严重的公司业绩越差.     

第一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经营者机会主义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深沪两市1066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横截面数据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经营者机会主义的关系。主要结论: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管理费用成正比,但这种关系因第一大股东性质的不同而有差异,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在防治经营者机会主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股独大”会助长经营者机会主义。     

政府控制、高管更换与公司业绩

本文以我国1997-2008年300家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为例,考察了高管更换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更换前后公司业绩的变化。研究发现,在政府控制的情况下,高管升迁与公司业绩无关,高管非升迁与公司业绩确实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负相关关系只是在经济业绩比较低时才显著。此外,高管更换并没有给公司带来积极的财务业绩改进。这表明,在政府控制下,高管更换无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上看,都偏离了经济目标。     

上市公司控股模式与公司业绩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控股模式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同的持股模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上,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基于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代理权争夺机制和收购机制四种公司治理机制的控股模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存在某种控股模式对四种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具有绝对优势,但把四个方面综合起来,再结合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市场环境以及历史因素,可以得出结论:相对控股模式更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     

大股东控制、会计剩余控制权与会计信息质量

文章以2007-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会计剩余控制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以及大股东控制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剩余控制权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会计剩余控制权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大股东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会计剩余控制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大股东控制程度越高,会计剩余控制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本文实证研究了大股东控制、会计剩余控制权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会计剩余控制权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会计剩余控制权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     

国有控制权转移、终极控制人变更与公司业绩

本文研究了国有控制权转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及终极控制人变更对国有控制权转移绩效影响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控制权转移总体上并没有改善公司业绩,终极控制人变更能够改善国有控制权转移的绩效;控制权转移之后收购的资产在短期内提高了公司业绩,但没有发现这种正向作用在终极控制人是否变更两类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     

监事会人力资本、股权性质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

以往研究监事会的文章都是从监事会的整体组织结构来研究,很少从监事会成员中"人"的因素来研究。但实际上监事会中"人"的因素对监事会效果的发挥非常重要。本文从监事会中"人"的因素量化为人力资本进行研究,引入股权性质这一虚拟变量,研究监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监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低于非国有企业。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丰富了监事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九龙山（600555）公司业绩爆发在即

海航置业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土地价值将面临重估公司将有持续的资产注入预期当前股价：5．81元今日投资个股安全诊断星级：     

平安入股深发展成为第一大股东

2009年6月12日,中国平安发布公告称,中国平安将以每股18．26元人民币认购深发展非公开发行的不少于3．70亿股,但不超过5．85亿股的股份;同时,以每股22元人民币或者等值H股收购新桥投资所持深发展16．76％的股权。交易完成后,中国平安将持有深发展近30％股权,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     

大股东控制、市场化程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

运用2003～2008年我国所有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从大股东控制视角出发,重点关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性质和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共同作用。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正相关,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比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高;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实际控制人性质对公司现金持有量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调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2003—2005数据）,从风险分散化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公司负债）的制度影响。作者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具有显示的负向影响;即使在控制了公司其他主要特征（资产规模、资产结构、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的影响之后,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负债的负向效应仍然显著。这意味着,第一大股东持股越高,他们减少公司财务杠杆的动机就越强。该经验结果支持了本文风险分散化的理论预期：第一大股东具有显著的通过降低公司负债回避风险的融资倾向和管理动机。作者还观察到。作为法人（或非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比作为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具有更强烈的动机降低公司债务。这一发现为风险分散化的理论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化的公司可能会偏离最优财务决策的轨道。     

大股东控制、投资者保护与公司治理

本文旨在提供一个对大股东控制下的公司治理实践差异的理论解释。在缺乏有效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外部法律,并且存在政府对证券市场发展托市行为的基础上,较低的公司治理绩效和证券市场的表面繁荣可以共存。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方向不在于公司股权的分散化,而在于政府改变对证券市场发展的特殊偏好。     

单个大股东控制与董事会结构模型

基于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本文构建单个大股东控制下的董事会结构模型。经过模型推导得到结论：在公司存在单个大股东的前提下,如果公司的大股东可以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构成,那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大股东将尽量多地安排自己选派的董事会成员,尽可能地减少非自己选派的董事会成员。同时,公司大股东的控制能力越强,这种趋势将表现得越明显。本文选取1999—2005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证实了所建模型的正确性。     

大股东增减持市场效应和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第一大股东在二级市场上发生增持和减持行为的股票为研究对象,通过事件研究方法、变量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在增持前后、减持前后的半年(120个交易日)内的超额收益率具有明显差异,说明第一大股东在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具有较明显的市场效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市场效应的主要因素,并且比较了这些因素对增持效应和减持效应的影响差异。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股票市场操纵：加剧还是抑制？

股东治理是股票市场运行的基石。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股票三秒切片高频交易数据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股票市场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能够加剧股票市场操纵,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会加剧大股东掏空效应、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股票流动性,从而促进股票市场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在分析师关注度低、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占比低等弱监督制衡机制的环境下,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建议通过构建适度制衡的股权结构、加大股东监督力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完善市场操纵监控体系等措施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大股东控制与定向增发折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系统研究了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前后股权结构的变化,以及大股东的认购比例和认购方式等因素对定向增发折价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通过定向增发进行隐性增持,进一步巩固了控制权地位,为将来的“掏空”行为创造了条件;定向增发普遍具有低价发行的偏好;定向增发折价率与大股东参与认购程度显著正相关,与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分离程度显著正相关;大股东以资产认购时的折价率显著高于现金认购;大股东的低价增发和隐性增持侵害了小股东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