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公平感*

本文基于CGSS的调查数据探索公平收入差距与微观收入分配公平感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公平收入差距和微观收入分配公平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实际收入不断接近自我感知的公平收入时,收入分配公平感不断提升,并在收入等于公平收入处达到最高;此后,随着真实收入的继续增加,分配公平感不升反降。改变模型设定、控制变量形式等方式都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工作状态和不平等归因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这一研究将为提升居民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经济增长与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镇不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对于城镇各收入阶层来说都是不存在的;经济增长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具备调整能力,但对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却有极大的调整作用。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一定期数时。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扩大,需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移动的库兹涅茨曲线*——新时期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与意义

准确判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客观评价中国各个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为重要。本文在统一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引入收入不平等因素，构建了一个人口数量、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同时内生的理论模型，并利用CGSS数据构造收入不平等指标，使用中国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倒U型曲线将逐渐向左移动，即最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这一发现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逐渐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     

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

教育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存在着倒Ｕ型关系，即在教育扩展初期，收入不平等会扩大，只是到教育扩展后期，收入不平等才会缩小。４９个国家的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设。这种倒Ｕ型变动是教育扩展之扩张效应与抑制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扩张效应源自教育供给小于教育需求所导致的不同水平教育者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而抑制效应则源自教育供给大增之后的竞争效应和渗漏效应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

本文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随着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影响:理论和实证

文章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探讨收入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先促进后阻碍"的"倒U型"影响.文章首先基于一个拉姆齐模型,从理论上证明这一"倒U型"关系的存在;其次是构建实证模型,根据跨国横截面数据,分别运用OLS和GMM估计方法从实证的角度检验这一"倒U型"关系的存在.实证结果显示:GMM估计方法要优于OLS估计方法,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收入不平等有一个合理区间,如果以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这一数值处于0.37-0.40之间.当一国初始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最优值时,可以通过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反之,则应通过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教育会促进农民自主创业吗?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2007)农村调查部分,本文考察了农民教育程度与其创业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与创业存在倒U型关系:在阈值以内,教育年限的提高会增加农民创业的概率,当教育年限超过该阈值,教育年限的提高会降低创业的概率。根据创业动机,初始投资规模,雇佣人数对农民创业进行了分类,不管何种分类,这种倒U性关系仍然存在。平均的教育阈值在11年左右,而且创业规模越大,教育的阈值越高。工具变量方法的结果也支持倒U型假说。     

农业风险冲击、农业保险保障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关系农民福利、获得感与满足感，解决农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尤为重要，那么农业保险是否能降低农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文章基于Kesten分布，建立农村家庭收入模型，引入风险乘子与保险乘子，通过数值模拟来研究灾害损失、农业保险保障、补贴以及农险市场结构对农村家庭收入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影响。研究发现，上述因素对基尼系数存在线性影响，农业灾害会提高收入不平等，农业保险补贴的提高和事前异质性的降低可以减轻收入不平等。另外，文章运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单方程回归和联立方程回归证实了灾害损失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农业保险保障、农业保险补贴和事前同质性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同时，面板门槛回归发现了上述变量间的关系存在异质性，而面板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发现事前收入越公平，保险越发达，越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文章结论可以有针对性地指导农业保险“扶贫攻坚”，改善分配工作，帮助农业保险更好地发挥保险保障和金融服务实体的功效。     

个人所得税对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日益严峻。雷伯托·佩罗蒂（Reberto Perotti,1993）通过对经济模型的分析,说明不公平的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他还指出,在现实经济中,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如果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将很难启动经济发展的步伐;相反,如果实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政策,经济则更容易在初始阶段实现高速增长。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对“倒U型假说”的一个批判性分析

"倒U型假说"预示着收入分配平等将经历一个"在变得更好之前要变得更坏"的过程。对该假说的检验显示,收入分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没有一致的规律,检验数据的类型强烈地影响着检验结论。而"变得更坏"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变得更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不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经济的全球化与金融化对发展中经济体通过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努力形成了新压力。对于一个追求在经济增长中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奉"倒U型假说"为圭臬,共同富裕的目标只会渐行渐远。     

政府权力、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收入差距:中国分配制度的转型特征

中国分配制度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膨胀促使"市场型"要素分配模式变异为"权力型"要素分配模式,造成人们之间机会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要缩小社会收入差距,重塑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必须从解决产生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入手,即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格界定收入分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人们之间机会平等。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性及倒U形检验

本文使用泰尔指数度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收入差距的收敛性,并检验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进步及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是否满足倒U形假说.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泰尔指数随城市化进程表现出倒U形变化模式.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可能存在倒U形,并强于城市化的影响;而以人均GDP度量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呈现单调增加的特征;FDI没有显示出影响作用,而进出口贸易则会显著加剧收入不平等.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会降低收入不平等,政府需要改善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公平原则的理论基础

确立初次分配公平原则需要在理论上明确:企业是平等的生产要素的集合,集合于企业的各生产要素处于平等的地位,拥有平等的参与收入分配的权利;生产要素的贡献是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依据,科学确定各生产要素的贡献才能确保其获得公平的报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与资本关系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隶属关系,二者拥有平等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初次分配公平是基于效率原则基础上的公平。     

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效需求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有效需求角度入手,探究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中国1978-2005年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效需求、劳动力、投资、教育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和有效需求交互影响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效需求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有效需求机制阻碍了经济增长,且在短期内效果也非常显著。     

教育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和收入分布的考察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影响着收入分配,但教育对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效应并不相同。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教育回报率,以分析教育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通过考察教育扩张引起的收入分布位置和形态的变化来分析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城乡、单位所有制类型以及职业类型对各分位点上的教育回报率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提高使收入分布位置右移、离散程度增加,教育扩张加剧收入不平等;而右偏程度减小又减弱收入不平等程度;总体上说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用被削弱了。     

住房金融化、房价波动与收入不平等

经济金融化趋势下的住房金融化放大了中国房价波动，房价与居民收入变动间的反馈循环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冲击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住房金融化与房价之间、房价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均存在双向正相关关系。住房金融化推动了房价上涨进而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收入不平等与住房金融化之间呈U型关系，住房金融化水平随收入差距扩大先降后升，当收入不平等程度超过拐点，住房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通过房价变动拉大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扩大也加深了住房金融化，两者间呈现典型反馈循环效应。因此，政府应充分运用政策工具加以调控，推进房地产去金融化，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     

税收、收入不平等和内生经济增长

企业家(通过金融中介)从家庭借贷来支撑创新。二者在企业家的努力不为外人所见的情形下双方签订信用合同分享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即蛋糕)。两个有代表性经济人(企业家和家庭)的存在允许人们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里研究收入不平等。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家分配份额的增加一开始会提升增长速度,但是过了一定值后会拉低增长速度;而该份额的增加一直拉大企业家和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所以降低企业家获得的蛋糕的份额的分配改革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企业家来自创新的收入的税率将降低他们的努力程度,从而降低增长速度,但是该税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存款收入的税率提高尽管不会改变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但是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不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如果工人有一定比例的存款)。对于劳动收入(工人工资)的税率增加会加剧工人和企业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对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影响。     

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与分配公平满意度*

深入研究居民对现阶段分配公平满意程度的认知、判断与评价,对于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控政策、促进分配公平、提高居民满意程度、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浙江省11个地区958份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对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与分配公平满意度现状进行统计分析,构建Ordered Probit模型,从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方面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大,但居民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相对较高。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保障对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人力资本、起点公平、结果公平、社会保障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大,过程公平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次之,而家庭劳动力人数、物质资本对分配公平满意度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小。这一研究结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审视与应对

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之时,有必要重新审视不平等问题。与收入不平等相比,消费不平等是对经济不平等更好的度量。因此,以消费不平等为研究对象,在对居民消费不平等进行多维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程度较高,城乡消费不平等呈现出倒U形走势,区域消费不平等不存在倒U形规律;收入不平等通过预算约束差异形成消费不平等;机会不平等通过代际传递和路径依赖形成消费不平等;制度因素通过消费机会和消费资源的分配形成消费不平等。缩小消费不平等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缩小收入差距外,政府还应努力促进教育公平、缩小人力资本积累差异和推进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