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有利时机青海省大力推动清洁发展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三个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根据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缔约方从2008年至2012年间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由于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很难依靠自身减排能力达到《京都议定书》的设定目标，于是《京都议定书》     

小资料

《京都议定书》: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共同通过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使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三个合作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 M)为三个合作机制之一,它允许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应该说,CD M作为一项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的手段,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项“双赢”机制,得到了各缔约国的普遍欢迎。《京都议定书》的创新意义在于用市场手…     

英国益可环境国际集团公司签约重庆六大重点企业 开展温室气体减排CDM项目合作

为应对因过量排放而导致的气候变暖, 世界上多数国家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签定了《京都议定书》,中国是签字国之一。清洁发展机制(CDM)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出的《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一种灵活履约机制。CDM是指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于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利用由此产生的排放减少来履行其在《京都议定书》所承诺的限制和减少的排放量。CDM提供了一个在控制温室气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南非德班闭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在延期一天半后,于当地时间2011年12月11日上午6时在南非德班闭幕。会议通过了四个决议,包括批准《京都议定书》工作组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等。     

短视症患者的悲哀

气候大会在逐渐变味。自1992年开始签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一个环境与发展问题变成了殊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的国家战场。《京都议定书》首次规定了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目标,被认为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而《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于2012年到期,     

短视症患者的悲哀

气候大会在逐渐变味。自1992年开始签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一个环境与发展问题变成了殊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的国家战场。《京都议定书》首次规定了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目标,被认为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而《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于2012年到期,     

《京都议定书》给中国带来什么?

历经7年艰难谈判，随着俄罗斯递交加入《京都议定书》的文件，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人类对环境的保护又迈进了一大步。有关专家表示，《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对中国意味深长!《京都议定书》给中国敲响环保警钟，中国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在深层次上，中国由此获得数十亿元商机的同时，还将推动中国能源结构的声革!     

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开展与我省小水电资源开发

一、清洁发展机制（CDM）基本概念 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是根据联合国《京都议定书》建立的一种创新性的国际合作机制之一。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59个缔约方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为38个OECD（经合组织）国家或国家集团和一些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规定了CO2和其它5种温室气体减排的指标。CDM的核心是鼓励发达国家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保护合作项目，获得由项目产生的“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ERs）”。对发达国家而言，CDM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履约机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CDM项目可以获得部分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2005年2月16日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有关国家将在2008年到2012年将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基准年（1990年）排放量平均再减排5．2％。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在第一承诺期内（2008-2012）没有减排目标。     

广西西北部地区退化土地再造林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全球大气CO2浓度增加、气候变暖使全球碳循环受到很大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温室效应,对全球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人类生存产生严重威胁①.为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于1992年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并又于1997年在日本通过了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我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签字国.《京都议定书》允许发达国家利用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国际碳贸易和联合减排的方式履行部分的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参与到温室气体减排中.     

CDM项目额外性论证步骤

为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于1992年5月和1997年12月分别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该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基本原则，《京都议定书》为那些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主要历史和现实责任的工业化发达国家（统称为附件I成员国）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限排义务，     

《京都议定书》给中国带来什么？

在经7年艰难谈判，随着俄罗斯递交加入《京都议定书》的文件，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人类对环境的保护又迈进了一大步。有关专家表示，《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对中国意味深长。     

浅析日本首相鸠山的温室气体计划

<正>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拥有不同主张的各国架起友谊的桥梁,为了将来的世人,保护我们这个地球",这是日本的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9月24日在联合国总会上有关地球温暖化政策提出的口号。鸠山首相在会上明确表示要控制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量,其目标主要内容:一、发达国家有必要率先努力减排。二、日本将积极参与制定长期减排目     

论低碳经济时代企业发展战略调整

尽管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未形成具有约束力、没有明确中短期减排目标的协议,但人类修复自然生态的共同行动不会因此停止。事实上,从1992年缔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批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从2004年制订“巴厘路线图”,到2009年通过《哥本哈根协议》,近二十年的国际减排谈判,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应对全球变暖努力和相互磨合。     

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

首先,自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建立以来,世界各国开展了多次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设置了减排目标,同时提出三种灵活调节机制,即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排放贸易、联合履行机制,以及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清沽发展机制。     

哥本哈根勿成“公地悲剧”

12月7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会议期间，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代表会聚一堂，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     

“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北大核心CSSCISSCI

《京都议定书》生效只是人类保护气候行动的一个阶段性进展,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框架何去何从已迫在眉睫。“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设想旨在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七国集团的制度机制,取代《京都议定书》体制,以促进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作者评述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战略设计,分析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法律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意愿,提出了中国在后京都谈判中的战略选择。     

哥本哈根勿成"公地悲剧"

12月7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会议期间，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代表会聚一堂，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     

“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京都议定书》生效只是人类保护气候行动的一个阶段性进展,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框架何去何从已迫在眉睫。“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设想旨在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七国集团的制度机制,取代《京都议定书》体制,以促进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作者评述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战略设计,分析了“气候变化20国领导人会议”的法律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意愿,提出了中国在后京都谈判中的战略选择。     

双周关注

时事述评哥本哈根的前景忽明忽暗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12月7日至18日召开,会议旨在为《京都议定书》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达成一份新协议,不过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     

《京都议定书》与21世纪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研究

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两位总理对《京都议定书》采取了不同态度。现任总理陆克文批准议定书后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表现出了积极姿态，这是在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进行的。中国应积极借鉴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相关经验，一方面对外坚持维护自身的发展利益，另一方面对内进行改革与创新，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实现内外政策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