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政府管制 促进清洁技术发展

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清洁技术 由于看到了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就出现了一些经济增长的悲观论者。在1971年出版的《世界动态学》一书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J.W.Forrester认为,要解决人类发展的困境,就必须大幅度降低出生率、限制粮食生产和限制工业化进     

混合寡头垄断、环境管制与清洁技术的使用

在一个由混合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构成的混合寡头垄断市场,政府对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进行环境管制,企业可以采用标准技术和清洁技术进行生产。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份比例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价格的影响,取决于危害系数的大小。此外,清洁技术的使用提高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然而,清洁技术的使用在一定条件下对企业产生负的外部性,导致行业利润下降,而且排污许可价格也有可能上升,这都不利于激励企业采用清洁技术。     

相机价格管制——卖方垄断市场信息不对称下的价格管制研究

本文以信息对称下,垄断厂商的最优销售合同为基准,进而推导在价格自由和信息不对称下,垄断厂商的最优销售合同,最后研究存在价格管制和信息不对称下,垄断厂商的最优销售合同.通过三种情况下,垄断厂商最优销售合同及不同类型消费者剩余的比较分析,发现不同的管制价格不影响垄断厂商的最优销售量,但影响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剩余,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最后提出政府应根据垄断厂商的定价策略进行相机价格管制的思想.     

基于Stackelberg模型的跨国公司技术授权选择研究

Stackelberg竞争条件下,面对东道国进口关税政策的保护,拥有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是否会选择向东道国竞争企业进行技术授权,与它们进入市场的顺序有关,而且会对东道国社会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当跨国公司作为先行者进入市场东道国企业随后进入时,不会选择进行技术授权;而当东道国企业率先进入市场跨国公司随后进入时,跨国公司会选择进行技术授权,此时能提高自身利润而不会降低东道国的社会福利水平。     

环境管制、区域异度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基于HS大类数据,通过适当修正的Hausmann(2005)模型测算了2002~2008年中国28个省级区域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环境管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基于区域视角进一步研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2002~2008年间中国的环境管制不但没有削弱对外贸易的整体竞争力,而且具有促进作用,环境管制可以作为贸易结构调整的备选政策工具。本文的另一个启示是:要想提升出口复杂度以实施有限赶超战略,不同地区必须实行有差别的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制定引导政策。     

古诺竞争条件下的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

结合我国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支出上的变化趋势,在异质产品古诺竞争模型基础上,比较了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对本国福利的影响。分析表明,本国企业的自主研发既能够提高自身的利润水平又能够提高本国社会福利水平。当本国企业效率较高时,本国企业的自主研发会较大的提高本国社会福利水平;当本国企业效率较低时,引进外国企业技术会较大幅度的提高本国社会福利水平。     

环境管制背景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工业化效率研究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环境因素越来越成为评价工业效率的重要指标。在对环境管制约束强度与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关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应用DEA分析法对环境管制背景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工业化效率进行实证检验和评价,得出了当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发展纯技术效率偏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待进一步协调等结论。要提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的效率,必须采取加大科技投入和引进科技人才力度等措施。     

环境污染的预防与环境管制的博弈分析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管制是政府社会性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不同污染类型下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管制政策上的合作态度所导致的社会福利的差别、在管制进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在管制冲突时讨价还价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我国环境管制的效率,保障环境质量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提供参考。     

环境管制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同时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随着环境管制的深入实施,环境管制与工业经济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文使用了我国2004—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关于环境管制强度与工业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通过静态固定效应模型、动态系统GMM模型以及分位数模型研究分析了...     

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评估与分配

环境质量标准设定得是否合适,关键在于能否对环境管制的收益和成本做出准确的评估。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环境经济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环境经济学家设计了新的方法,并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测度实际的或被提议的环境管制的收益和成本。然而,评估管制成本本身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环境经济学家将主要关注放在了总账的收益一边。关注的中心是,评估非市场物品收益的方法论的发展。这些方法可归纳为间接市场法和直接调查法两大类。本文对这两种方法,以及它们在评估环境管制收益和成本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评述。     

环境规制下的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特征研究

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追求GDP的冲动,使欠发达地区具有"污染避难所"的功能,近年来污染产业由东部向中部进而向西部转移日趋严重。文章利用30个省级面板数据,设计了地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衡量指标,对污染产业和排放的地理空间格局变化特征进行实证。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提高欠发达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抑制污染产业转入;清洁化改造发达地区污染产业,从源头上控制向中西部地区的污染转移规模。     

结构性失衡背景下我国环境规制的管理策略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如何维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环境规制可以有效缓解生态危机,提高环境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环境规制的实践经历了发展期、完善期两个阶段,依然存在较多问题,总体处于结构性失衡状态。我国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环境规制中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失衡、环境规制部门之间的权力失衡、利益主体的决策与诉求失衡。为了解决我国环境规制失灵问题,应该不断增强政府部门环境规制职能,构建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促进区域低碳经济均衡发展,并且尽快建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环境管制对中国工业环境效率影响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管制是政府环境保护的一种有力工具,企业是否选择更优的环境效率生产方式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能力,更取决于政府环境管制力度的大小。本文在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了中国30个省（市）2000—2010年的工业环境效率后,借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发现,政府环境管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工业环境效率也呈现一定程度上的空间集聚现象,传统的面板回归模型因没有考虑空间相关性而低估了这一作用。由于排污费征收制度不尽合理以及＂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目前排污费收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业环境效率。因此,中国应根据区域间的空间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应充分考虑相关产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科学地制定产业规划和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形成跨区域间良好的环境合作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竞争与污染治理

基于2000—2016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识别环境规制地区之间的竞争,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竞争状态因污染类型不同具有异质性,环境规制竞争并没有出现恶性的“逐底竞争”,但废气和废物污染处于“弱竞争”状态,废水污染是“标尺竞争”;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EKC假说得以验证,否定“污染天堂”的存在,能源强度与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