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捷克福利体系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

捷克福利体系由社会保险、家庭政策和社会救助三部分组成。通过对转型期捷克福利体系三个组成部分实施的改革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尽管捷克福利模式没有实施养老金私有化等自由主义倾向明显的改革措施,但总体上仍然向着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福利模式转变,国家责任逐渐减少,市场力量逐步增强。结合捷克改革过程中的经验提出对中国养老金改革的一点建议。     

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现状及问题探究

社会救助体系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益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我国在政策和实践层面均已形成了包含基本生活救助、专项分类救助和临时应急救助三大板块的官方救助体系,同时民间救助力量也日益壮大.目前,我国社会救助体系依然存在着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项目发展不平衡、救助手段单一、监督管理效率低、社会力量参与有限等问题,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多主体参与加以改善和解决.     

服务型政府建设议题的实践期望

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在政治与行政尚未分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党的十六大以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在机构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更多的属于技术层面的改革。党的十六大以后,机构改革转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政治议题的特征显现了出来。对于行政改革,我们需要以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来加以认识,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社会治理需要,需要进行全面的创新,既包括政治层面的创新,也包括技术层面的创新,其中,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一个正确的切入点。服务型政府建设意味着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超越。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将建立起一个以政府与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治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国政府已经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必然选择。     

中国社会政策支出的筹资模式:收入结构的公平程度与激励效应

中国的公共财政正在发生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结构性转型,即社会支出的水平大幅度提高,这意味着一个福利国家正在中国兴起。在世界各国,社会支出的资金主要来源包括一般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其中社会保险缴费在中国的社会支出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仅从收入结构或筹资模式上看,中国福利国家接近于"法团主义模式",即社会保险在社会支出中的比重相对较高。作为福利筹资与给付的一种重要模式,社会保险本身固有的一些公平与效率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如参保者与非参保者的社会保障差别巨大且企业缴费负担沉重等。而且,由于细节性制度设计不当,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还存在着不少额外的不公平与负激励问题,使之未能产生良好的再分配与风险分摊效应。中国福利国家的治理变革,亟待学界针对包括福利体制的诸多制度性问题在内的"社会大转型"展开深入的研究。     

民主政治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问题的关键,是搞好以民主法治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迁,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型的变迁,在由权力集中到权力分散的制度转型过程中,稳中求进是中国实现社会和谐的经验总结,制度的设计不宜过于完美。民主政治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归宿,是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和谐社会。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必然性、局限性与面临的挑战——基于经济全球化视阈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和启示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应对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化的自我调整,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自身局限性：形式上的“国家回归”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经济危机;社会普遍高福利的实现（部分）依赖于凭借显著竞争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获取的超额利润,福利模式具有排他性和剥削性,不能为落后国家所复制,也不能成为世界福利模式。因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特权,且当经济危机爆发或出现经济滞胀时,其会采取削减甚至拆除社会福利的措施以追求资本和财富的积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资本积累与社会福利的矛盾日益凸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实践上的可持续性和价值上的普适性双重挑战。借鉴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后发国家应努力提升“结构的或根本性的竞争力”,寻求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中国还应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积极建设国家主导、福利要素多元、福利机制灵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五位一体"建设体系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国家治理能力主要是指政府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很容易产生腐败,腐败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深化改革是中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手段。     

印度共产党:建设“第三种替代性力量”

印共是当今印度政坛仅次于印共(马)的第二大共产党组织。在80多年的历史中,虽几经分裂,但均能在调整政策纲领和生存策略的努力下"浴火重生",并重新获得发展。在与印共(马)等左翼政治力量联合的基础上,印共多次在地方层面参政或执政,并成为"团结进步联盟"等主流政治力量竞相拉拢的结盟对象,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分析印共的曲折发展历程及其参政执政实践,对认识后冷战时期非共产党执政国家左翼政治力量的理论调整趋向和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影响社会再生产与政府治理及其优化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对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再生产环节角度解析了数字经济的改变性影响,提出打造适应平台经济的平台型政府,加快构建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国民教育体系,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和福利作为数字平台发展的基石,引导数字时代消费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契合等建议。从政府治理的主客体及其互动性、治理方式与环境特征角度解析了数字经济的引致性影响,提出将数字经济供给侧改革作为政府治理的主攻方向,确立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的数字经济治理新模式,提升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政府治理专业化水平。     

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层面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组成单元.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面临着认识不足的问题,缺乏一套较为完善且可用于全国的智能系统应用体系,无法引发全国范围内智能化社会治理图景的质变.既有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之间缺少连通性,存在中央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落地难、见效慢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回答"如何认识""怎样构建""如何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诸多问题.在厘清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市域社会治理的实际问题,从智能化界面重构、智能化治理应用、智能化技术支撑三个维度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体系框架,从技术体系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