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普遍服务制度建设与农民反贫困

受教育水平决定了农民对新的技术、信息的反应速度与吸收应用能力,是关系农民职业选择能力的重要因素;教育对农民收入具有最高的边际收益的投入,教育投入是农民脱贫的重要手段。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是影响农民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提高农民收入应该制定教育普遍服务政策,确立我国教育普遍服务目标与水平,建立教育普遍服务基金,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并配合以相关政策措施,以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     

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城镇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既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也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也能加快城镇化发展。当前,我国应协调推进各项改革,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同时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基础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即对乡镇企业贷款的增加)会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Granger原因.最后从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角度提出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农民收入增长——以浙江省为例

基于浙江省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城市化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VAR模型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浙江省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在城市化过程中未能得到良性规范发展,不能有效地促使农民增收;农村城市化水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具有实质性,长期内能促使农民增收稳步提升。     

发挥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增收作用的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实现较大幅度提高,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相比仍显缓慢,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有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足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新型城镇化可有效减少农村人口、提高农产品的有效需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受教育水平、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因此,发挥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增收作用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提高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力度,提升农村教育水平;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民就地市民化。     

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1.鉴于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政府在今后工作中应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对农民的教育培训。一方面,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总量,将农村基础教育的开支列为国家财政重点项目,保证农村教育的校舍、基础设施、师资队伍及贫困户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从而保证我国义务教育在农村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科技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健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技能培训体系,建立起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的农技推广队伍,通过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的开发工作,以及做好农村的科技普及工作,来提高农村人口的综…     

安徽农村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研究

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文章在对农村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1988—2009年安徽省数据,分析了二者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山西省农民收入预测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增收问题制约"三农"工作的进展。文章选取2002—2012年中影响山西农民收入因素的相关数据,采用支持向量机的方法对农民收入进行建模和预测分析。掌握农民增收特点,总结农民收入发展规律,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为山西省农民增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从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加大对农林牧渔产品的补贴机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等四个方面加以探讨,以此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言献策。     

基于日重现法的农民时间分配和幸福感研究——以云南省祥云县为例

提高农民的幸福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运行和公平正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也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2019年在云南省祥云县对124位农户进行调查获得的数据,通过日重现法和OLS回归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要提升农民幸福感,应不断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     

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因素的计量分析

文章基于1986年-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在对影响农民收入因素分类的基础上,选取了影响农民收入的17个代表性指标,在损失较少信息的前提下,将之提取为3个主成分,并实证检验了农民收入与这三个主成分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农村物质资本投资及农民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农民增收有较大的正向作用;农业产业结构及三大产业结构变化对农民增收有较大的负向作用。最后,基于得出的实证结论,提出促进我国农民增收的财税政策建议。     

农业产业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10市(县)27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

基于对27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的影响因素,并利用泊松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各相关因素的具体影响。研究表明：龙头企业收购价格的波动程度、户主文化程度、种植油茶的年收入水平、农户对产业合同的遵守程度、油茶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农户户主性别和耕地面积7个因素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是显著的;农户年龄、家庭规模、技术服务水平、政府补贴程度、年种植成本这5个因素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西南地区农村投资水平和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影响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农民农业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分析模型,探讨农村投资水平、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农村投资水平、农地综合效率、农地纯技术效率、农地规模效率与农民农业收入存在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其中,农地综合效率的贡献度远高于农村投资水平,农地规模效率的贡献度高于农地纯技术效率;短期内,农村投资水平对收入的调整为正向,农地纯技术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负后正,农地规模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正后负。长期来看,加大农村投资力度,提高农地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有利于促进农业收入增长,但关键是要提高农地规模效率。短期内,加大农村投资力度同样有利于农业收入增长,而提高农地纯技术效率则使农业收入增长先降后升,在规模报酬递减范围内的农地规模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增长。     

农民的增收问题及其出路

资金短缺及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缺失制约了农民的投资选择,因而也扭曲了农村的投资结构及其产业结构,而正是这种比例失衡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家庭经营纯收入的低增长。本文认为,家庭之间通过生产、加工、销售和购买等环节的专业化合作,成立服务于农户家庭的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组织,将有助于提高农户家庭的信用,从而鼓励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继而缓解农民的流动性约束,优化农村的投资结构,实现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长。     

从利益分配角度看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完善

农业产业化是农村改革的产物,是农业经营制度的又一次创新。农业产业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和营销过程中的利润,改变农业比较利益低的状况,增加农民的收入。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农户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劣势地位,无法达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目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农村中介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达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目的。     

Uncertain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management of rangelands

We analyze a dynamic and stochastic ecological-economic model of grazing management in semi-arid rangelands. The ecosystem is driven by stochastic precipitation. A risk averse farmer chooses a grazing management strategy under uncertainty such as to maximize expected utility from farming income. Graz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are rules about which share of the rangeland is given rest depending on the actual rainfall in that year. In a first step we determine a myopic farmer's optimal grazing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show that a risk averse farmer chooses a strategy such as to obtain insurance from the ecosystem: the optimal strategy reduces income variability, but yields less mean income than possible. In a second step we analyze the long-run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We conclude that a myopic farmer, if he is sufficiently risk averse, will choose a sustainable grazing management strategy, even if he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long-term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conservative strategies.     

西部地区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

本文着眼于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 ,以我国西部陕西、宁夏、四川三省区的 41 9个农户样本、2 8个村级样本为依据 ,在修正了现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对小麦新品种技术和蔬菜、水果的保护地生产技术两种在采纳成本上分属不同层次的技术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 ,我们把机会成本引进模型 ,得出新技术的进入门槛和技术采纳的机会成本共同影响着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可能性等相关结论 ,从而提出改变技术推广思路等相关建议。     

Does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improve rural income?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builds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2445 Chinese villages to do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and rural income. It finds that rais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can improve rural income significantl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ais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whether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are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situation of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relevant policie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refore,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and rural income growth for government to take measure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从农民收入来源构成看农民增收

如何实现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重中之重。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农民收入的现状,试图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来源变化与构成特点入手,寻求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保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农业增效中增加农民收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建设;重视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     

林业主产区农户影子工资对家庭劳动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0—2001年我国四川省沐川县、安徽省金寨县480户农户的数据,采用Translog函数和C-D生产函数对样本林业主产区农户在林业、种植业、畜牧业和非农业的影子工资进行估算,并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子工资、影子收入、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负担等因素对农户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林业主产区农户的影子工资与劳动供给时间存在负向关系,闲暇对于农户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来说是劣质品;农户家庭劳动供给的联合决策特征非常明显;农户家庭劳动力存在主次之分,该结论对于说明农户家庭内劳动分工以及劳动力流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