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空间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以珠三角城市为例

本文采用2005~2015年珠三角城市的面板数据和两种空间权重矩阵,研究了知识溢出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文章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并将知识产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解为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总效应为正并且很显著,在经济权重矩阵下作用更大,说明知识产出能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正但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作用效果不同;间接效应为正但不显著,一个城市知识产出增加能正向促进相邻城市经济产出增长。     

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2000～2009

本文以一种地理空间的视角,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考察了中国内地31个省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的大小。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各个省域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均存在着空间自相关;城市化率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增大;城市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显著,但进一步上升的速度缓慢;城市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迹象逐步显现;城市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断减小。另外,本文在研究中还发现,与空间计量模型相比,普通回归模型由于忽略了空间因素,存在着不同的高估或低估现象。     

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途径的比较分析——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虽然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表现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上,但是在一国不同发展阶段,通过两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不同。本文建立VAR模型考察了我国贸易结构变化在促进经济增长途径上的差异,分析发现:2002年前贸易结构变化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2002年后该效应为负;2002年前贸易结构变化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作用弹性为负值,2002年后变为正值,说明我国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增长途径已由资本积累转变为技术进步;将贸易结构与人力资本做交叉后的实证分析发现,贸易结构在2002年后不仅为正,而且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增长了一倍,说明我国贸易结构升级空间极大;即便如此,我国贸易部门比非贸易品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仍同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相差30%。     

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与广东经济增长

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特征使得研究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中农业居民消费与非农业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更具现实意义。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国内最大、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以及藏富于民的发展模式,广东的发展实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材料。文章通过检验广东省1978—2008年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广东的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居民消费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非农业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最大,农业居民消费对非农业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具有反向的冲击作用;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文章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长结构的差异分析

文章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2001—2008年中国各区域装备制造业的出口增长结构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需求增长是推动各地区装备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作用在逐渐减小;产业结构效应对出口增长的作用已经完全丧失,竞争力效应对不同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出口增长作用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竞争优势正在快速减弱,中西部装备制造业正在快速崛起,竞争优势逐步体现出来。     

要素投入、技术外溢与信息化的生产率效应

基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要素投入和技术溢出两个角度出发,本文把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界定为增长效应和效率效应,继而探讨了两种效应对经济作用的机制与联系。在利用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后,本文发现,中国信息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对于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无论是作为要素投入的因素,还是作为效率影响因素,区域信息化的差异都能解释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相对于信息化要素投入的增长效应,信息化的技术外溢更能反映信息化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信息化建设不仅要加强信息产业的发展,发挥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动作用,而且重在发挥信息化在经济中的技术溢出和资源配置作用,以此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理论与政策浅析

<正> 6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举世瞩目的时代,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平均的人均收入增长了50％。但是,这种增长在各个国家之间、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是非常不均等的。当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增长速度成功地超过了第一个发展十年的预期目标而跨入70年代的时候,它们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却是收入分配的不平均和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贫困问题。同时,那些仅仅把总量的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目标的理论和政策也日益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和批评。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这个早期人们不愿深究的课题便成了理论和实践中重要的争论问题。     

人力资本投资、内生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时下我国正面临着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并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问题。因此,对人力资本投资存量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通过采用内生增长及其修正模型研究了人力资本存量、持续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配比及人力资本内部构成情况均对经济发展构成影响;第二,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存在外生引致作用;第三,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短期和长期两种效应。     

FDI对我国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基于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分类研究

通过对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考察了近年来FDI对我国工业部门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三类行业（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在资源密集型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和间接效应都是最小的;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投资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最大;而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外资则更显著地通过技术外溢和产业关联等间接方式拉动经济增长。     

城镇化、FDI与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3-2014年全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模型,从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出发,实证分析城镇化与FDI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全国层面上城镇化水平对居民消费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不同地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有明显差异;FDI对居民消费增长存在正向作用,其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且具有滞后性;城镇化与FDI的交互作用对促进居民消费呈显著正向作用。     

中国工业污染环境治理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0省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2),选取了国内10个省市工业污染环境治理投资与省内生产总值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论文通过建立工业污染环境治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模型来说明工业污染治理在长期能作用于各种因素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并通过建立短期波动模型来体现不同省市在短期受内部和外部制约因素作用的差异,得出了各省市两者之间的长期趋势方程与短期波动方程。结果显示,长期来看,当治理投入增长较少时(增长低于一倍),对经济的增长有反作用;当治理投入增长较多时(增长高于一倍),对经济具有增长作用,但随着治理投入越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由于每个省市所受的内外因素的影响不同,在短期内会对长期均衡方程有所偏离。这对于污染治理决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贸易如何增长？——基于广度、数量与价格的三元分解

本文构建了分析贸易增长的三元分解框架,将出口增长分解为广度增长、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利用这一框架,结合1995年和2004年世界双边HS92六分位贸易数据,回答了贸易如何增长的问题。结论发现,数量增长是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贡献度高达83%;广度增长与价格增长的贡献极其有限;这一结论对于不同国家、不同产品均成立。     

把握机遇加快发展进一步发挥电信业倍增器和稳定剂的作用

2009年,我区电信业成功克服了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业务总量完成542.5亿元,增长21.7%;业务收入完成147.5亿元,增长11.1%;电话用户突破两千万大关达到2080.7万户,普及率达到86.2部/百人,位居西部第1位、全国第9位,分别超出西部19.9、全国5.3个百分点,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再次体现了电信业相对实体经济而言所具有的较强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印证了其在经济发展的"顺流"中发挥"倍增器"而在经济发展的"逆流"中发挥"稳定剂"的作用.这也时刻提醒着我们,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坚定不移地加快电信业发展,切实发挥好电信业的服务作用,对于我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至关重要.     

辽宁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近几年,在全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辽宁经济也增长乏力,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亟待转型。本文首先深入地剖析了辽宁自1980年以来产业结构的演变,分析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运用偏离-份额法研究不同时间段辽宁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第二产业在不同时间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则愈加突显。     

地市级官员交流与地方经济发展——基于广东省(1988-2009)的经验研究

既有文献均从省级层面检验官员交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地市级官员交流的经济后果将是对既有文献的有益补充。本文利用广东省21地市1988-2009年间党政首长任职数据展开的经验研究表明,广东省地市官员交流促进了地市经济增长,即便考虑不同时期跨度、不同交流类型、不同时间阶段以及考察弱内生性样本,上述结果都显著且稳健。此外还发现,官员的跨省交流比同省交流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1999年前的官员交流对经济增长作用比较有限,而1999年后的交流对增长的作用则相当明显。     

广东省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分析——兼论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的“双循环”发展定位

广东省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的定位研究,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企业角色界定和政策倾斜,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的视角,讨论广东省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定位。研究发现,国有经济企业出口不是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原因;集体经济企业出口虽然是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原因,但出口规模较低限制了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私营经济企业和外商投资经济企业出口是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推进广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在广东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有经济企业是内循环的驱动主体,集体经济企业为“双循环”提供保障,外商投资经济企业和私营经济企业是外循环的重要载体。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理论模型作了大幅度的改进,并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提出了初始收入不平等与后续的经济增长存在着不确定关系的假说.在此基础上,文章分别使用中国21个省区的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收入分配不平等进行了结构分解,测度了农村不平等、城市不平等以及城乡之间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农村不平等在解释人均产出增长时比城市不平等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农村不平等程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大,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城市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第三,城乡之间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城乡部门之间的不平等在解释城乡两部门的经济增长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区域公平和城乡统筹方法必须有新的突破.     

可再生能源消费影响经济增长吗?——基于欧盟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研究欧盟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检验不同情景下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研究表明:欧盟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有利于减少CO2排放,但牺牲了经济增长;2008年前后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的经济代价存在差异,2008年前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更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相反方向,人均GDP较高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为正向影响;不同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服务业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为正向影响;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风能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为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以更好地厘清在不同条件下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中国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0%的政策目标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     

全力以赴 为实现海西经济社会跨越发展而奋斗——海西州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综述

2013年3月6日,海西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隆重召开。会议总结了上一年工作成绩和经验,做出了明年工作任务。过去一年,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70.3亿元,增长17%。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51亿元,增长25%;其中州属投资360.6亿元,增长67.2%。完成全地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39.5亿元,增长19%;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4.9亿元,     

观点荟萃

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四大因素仍未消除目前实现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主要表现在:首先,政府仍保持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第三,财税体制缺陷;第四,要素价格扭曲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