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FDI的环境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在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其可能会对我国环境造成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且以东中西部为三个横截面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各个地区环境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东部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数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和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数之间是一个负相关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会一直存在吗?——基于动态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污染避难所"与"污染光环"两种对立假说,分别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废水、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动态面板模型对两种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三种污染物排放量的上升。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环境城市化、生活条件城市化四个维度构建城市化水平评价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城市化水平进行测算,采用动态门限面板模型研究了不同城市化水平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会随城市化水平的上升而减弱;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对污染避难所效应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不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中、西部地区总体上污染避难所效应明显。     

我国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2年我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从产业层面探讨我国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产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能源消耗、科技投入、环境规制等条件下,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N"型关系,并且目前我国制造业集聚水平以中低集聚度为主,处于倒"N"型曲线的两个转折点之间。据此,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以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双赢。     

产业集聚、FDI与环境污染——来自安徽省的面板数据

本文首先对产业集聚、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分析了安徽省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再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省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产业集聚有力地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产生了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同时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得到各界的关注.通过对环境规制及其分类的分析,提出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影响环境资源供给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政策、社会成员环保意识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为.最后总结了研究对于我国环境规制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启示.     

区域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近年来由于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的趋好,外商对我国农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当前我国各区域农业引资规模与质量取决于农业投资环境的优劣,且目前对农业产业投资环境的学术研究仍较少,为此科学合理地对区域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是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的。文章从外商投资农业的动机入手去构建区域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与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进行相关性测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工业废气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指标,基于我国1992~2010年工业行业数据,利用计量回归方程,建立分析模型,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污染影响的收入效应为负,对我国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均为正。但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呈负面影响。     

外资利用中的博奕行为与优惠政策的调整

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引资国与外商投资者间的竞争是典型的博奕行为。一般来说，引资国的最优策略，即外资政策的优惠水平由该国对外商的需求规模、投资环境和外商对投资环境的偏好特征所决定。在我国，各方面引资条件的变化，使得从改革初期以优惠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引资策略向“国民待遇”调整。但是，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相适应，外资政策应具有多元化格局     

外商直接投资（IFDI）、区域创新与财政补贴——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但也会受到地方政府不同政策环境的调节作用。因此,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外资技术溢出、区域创新能力及地方财政科技补贴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中,研究外资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财政科技补贴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I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地方财政科技补贴的水平越高,外商直接投资（IFDI）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越显著,但我国大部分省份未能跨越财政补贴门槛。这一结论为外商直接投资（IFDI）产生溢出效应的条件提供了新思路,对我国各省份制定外资引进政策以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启示。     

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着眼于湖北省FDI与环境问题的关系,从环境的角度给出湖北省引资战略的合理依据.对湖北省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检验,表明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是环境污染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引起了环境污染的加剧,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的可行性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中国城市化的资源环境问题研究

城市化发展受到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等因素的约束,这已经是一个普遍共识。但在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下,究竟FDI是拓宽了城市化约束的边界,减少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等对城市化的束缚,还是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致使城市化受阻,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并用现实发展来证明的。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资源与环境综合指数,并构造了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FDI影响下中国城市化与资源与环境综合指数之间呈倒U型关系;FDI的流入也加剧了资源与环境的恶化程度,但是作用效果较小;FDI与城市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为反方向的,因此削弱了城市化与FDI各自独立的对资源与环境综合指数的影响。     

环境约束下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马姆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采用非参数马姆奎斯特(Malmquist)指数估算我国2000～2009年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分析了人均GDP、人口密度、教育水平、城镇化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给定资源投入情况下,东部的生产率增加值大于中部、西部,同时污染排放还小于中部、西部;人均GDP与TFP呈倒U型曲线,即环境要素生产率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关系;教育水平与环境要素生产率正相关,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与TFP负相关。     

中国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相应的政策讨论。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类型,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类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本地效应;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发生在城镇化水平达到86.16%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随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的增加,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制定差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加强环保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流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人口流动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实现城乡环境统筹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效应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全面分析人口流动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对于环境污染防治呈现出正向作用,我国整体上已经跨过了人口流入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倒"U"型拐点,但是在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同时产业结构和政府管制水平都对环境污染治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论文建议从加快城镇化进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政府加大环保治理力度三方面进行完善,在推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前提下提升环境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环保需求。     

基于环境影响识别的滇中高原湖泊城市景观评价——以昆明市为例

滇中高原湖泊区域地理环境是造成湖泊水环境敏感易变的主要原因,湖区快速城市化是加剧湖泊水环境恶化的推动力,滇中高原湖区面临水资源严重短缺和城市快速发展的矛盾。高原湖泊区城市景观格局安全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借鉴组合结构概念模型,从城市景观格局的环境影响识别出发,筛选城市规划环节中对湖泊环境有主要影响的指标,包括城市选址的环境资源安全性、城市用地规模的合理性、城市用地布局的合理性三个方面。对2008年昆明城市景观格局进行评价的结果为"临界安全",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是影响城市生态安全的主要限制因素;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规模的不足加剧了湖泊水环境恶化局面;道路总用地规模和路网密度不足导致交通效率低下;绿地景观格局破碎化严重;工业用地布局较为分散,对城市其他用地干扰较大。     

中国大陆各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统计分析

利用2008年中国大陆31个地区的数据，从经济、公共服务、城建和人口等四个因素出发，运用因子分析和系统聚类的方法建立各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整体城市化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地区间城市化发展水平差距较明显，城市化各方面的因素水平发展不平衡。应在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发挥优势地区的带动作用，促进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     

基于“IPAT”等式的城市生活污水驱动因素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和污水排放量呈快速增长。1999年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成为城市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依据1985～2009年时序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通过分析城市化、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城镇平均家庭户规模对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程度以及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城市化和城镇平均家庭户规模对城市生活污水排放强度效应明显,城市化与城镇人均消费水平在滞后1期与城市生活污水存在单项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城镇平均家庭户规模滞后5期呈现单项因果关系。     

新疆城镇化地域差异实证研究

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模式的不同，新疆城镇化地域差异明显。本文利用城镇化不平衡指数，以新疆15个地、州、市为基本单元，在时间断面上，探讨了2007年城镇化与土地面积、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GDP、第二产＆GDP和第三产业GDP等社会、经济指标之间的不平衡性，在时间序列上，分析了2003～2007年相对于这些指标的城镇化不平衡指教变动趋势，并得出新疆各地、州、市城镇化发展中土地利用两极化、人口基数大、传统农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结论。     

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发现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特征。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使用三种类型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产业结构与其呈“倒U型”曲线，目前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自身及其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加重作用；城镇化水平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具有双向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水平质量的提高会缓解京津冀雾霾污染，实际人均GDP、对外贸易依存度、FDI、人口密度等也会对京津冀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产生影响。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评价

在界定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甘肃省及其各州市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5类包含14个具体指标的综合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对甘肃省及其各州市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实证测度。研究发现,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总体水平不高,各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很不均衡,河西地区普遍高于河东地区,重要城市发展水平滞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甘肃省新型城镇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