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天使"李开复

2011年1月在<微博:改变一切>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李开复带着任志强、潘石屹、徐小平、汪潮涌、薛蛮子、蔡文胜、李承鹏等名人好友一齐为新推销.这本书采取了数字出版书与纸质书同期发布.中国移动数字出版基地获得该书的数字版权.按照资深出版人、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首席顾问程三国对电子书所划分的三个时代,这种发行方式已经走在了中国图书发行业最前沿.据悉,这本新书在12月底才交稿,算得上是紧跟潮流.在北京这个高校云集的地方, "青年导师"李开复的新书发布会得到数百万人的关注.这不仅得益于数字与纸质版本同步发行、现场微博的互动,还源自李开复在校园的影响力.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数字出版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探究

面对数字化生态的新现状及政府引导扶持的空前力度，数字产业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关键时期，数字出版技术技能型人才在需求增速提升的同时，其培养机制亦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把握新机遇。基于”三螺旋”理论，分析了 “产学政融合”培养模式对比传统产教融合模式的特点与优势，并提出了对应的实施策略与路径，为我国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参考思路。     

谷歌案“惊醒”中国数字出版业“数字版权老大”方正出山

2009年中国数字出版总值将达750亿元人民币，将首次超过纸质出版产值。在这拐点之年，拥有中文数字版权最多的方正，将如何作为？     

出版机构在数字出版业中的定位

数字化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广泛应用催生了一个新的出版形态——数字出版。数字出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并被明确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八大发展战略重点之一。数字出版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传统出版业来讲,与新兴的电子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结合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利用和"嫁接"的过程,而是一个如何开拓新空间、新领域以至新产业的问题。面对这种新兴的出版形式,出版机构在数字出版业中该如何定位才能在数字出版领域有所作为,是决定出版机构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就出版机构在数字出版业中该如何定位的问题,阐明相应的观点。     

新时期出版业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的竞争

随着各种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网络的广泛普及，数字风暴席卷了整个出版行业，数字出版给传统纸质出版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二者问的竞争日益加剧，传统纸质出版也在激烈竞争的同时遭遇到千栽难逢的发展机会。     

“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规则：美国转向非传统经贸安排背景下的新动向

美国正在转向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的非传统经贸安排，其合作议题更加广泛、合作方式更加松散、打压中国意图明确，是全球贸易格局中值得密切关注的重大变化。在“印太经济框架”这一新合作方式下，数字经济规则可能会以既有的美式模板为基础，吸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新范式，进一步推动有关数字贸易壁垒、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等规制与合作。面对美国持续升级被“规则化”的打压遏制，一方面，中国应当在相关国际谈判中积极为国内数据监管和数字贸易政策争取更大空间；另一方面，应当加大力度切实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的开放，特别是跨境数据流动机制的便利化。     

美国数字出版业对我国的启示

文章分析了数字出版时代的来临和带来的问题，探讨了美国数字出版的成功之道，指出我国时美国数字出版经验的借鉴之处。要从发展全局重视数字出版；建立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机制；提升出版产业数字化水平；提高产品竞争力与出版队伍的素质。促进我国数字出版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新闻出版业“新政”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近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包括数字出版等新兴出版产业在内的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任务，同时，还指出将通过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等措施继续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调控政策探析

数字出版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数字出版产业的调整，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就要求根据数字出版产业的调控思路，分析当前产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策略，以促进数字出版产业的更好发展。     

数字出版业务的会计核算初探

传统出版行业在网络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趋势下,逐渐向数字出版的方向转变,数字出版业务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出版业务因存在无实物无具体介质等特点,带来了在会计核算上与传统出版业的会计核算有着本质的不同和变化。由于现有的企业会计准则尚未对数字出版业务有明确的会计核算规范,为了满足企业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财务信息的要求,提高数字出版业务的财务数据质量,文章以现行的企业会计核算办法为依据,结合数字出版业务的特点,针对传统出版行业下的数字出版业务核算的具体情形,详细地梳理和探讨了数字出版业务中外购或自主研发无形资产的确认、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作为存货的数字出版物的存货计量、收入确认、成本结转;以及其他相关业务如数字化升级、共享数字平台的会计核算方法等。从数字出版业务的产品研发、计量、销售特点出发,使得其会计核算既能够符合现有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又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数字出版业务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江苏省科技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现状分析

为了解江苏省科技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情况,为有意向实施优先数字出版的期刊提供参考和启示,促进江苏科技期刊的整体发展,文章选定来源期刊,然后检索来源期刊在数据库网站(如知网、万方、维普、Springer、Elsevier等)上的优先出版行为,以及在自建网站上的优先出版行为,确定目标期刊,并对目标期刊的优先数字出版现状进行分析。在调查的231刊中,共有132刊已经实行或已经准备好实行优先数字出版,但实质进行了优先数字出版行为的期刊仅有97种。核心期刊的优先数字出版比例高于非核心期刊。科学综合类和生命科学类期刊的优先数字出版比例较高,其次是工程技术类,基础研究类期刊的比例最低,这可能与不同类别期刊的要求不同有关。江苏省科技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主要渠道是数据库平台;单篇优先出版的模式占主导,也有部分刊物实行单篇与整期兼顾的模式;大部分刊物优先出版的文章中都有标注DOI号;在摘要优先出版和全文优先出版中,主要以全文优先出版为主。江苏省科技期刊实际进行优先数字出版的比例较低,优先出版过程中仍存在渠道、模式、DOI号和层次等问题,期刊编辑部应当充分调查、评估,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尽快实现优先出版。     

“环三发展“”与“数字福建”对接的思考

“环三发展”与“数字福建”对接，关系着海西战略全局。要充分认识宁德在“数字城市建设”中的现状与差距；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投入，以电子政务为核心，带动企业和社会信息化以及重点民生服务平台的建设；要做到信息共享与开发并举，注重城市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为“环三发展”与“数字福建”动态对接创造良好的环境。     

莫将“过时书”送下乡

近日，笔者参加了一次送书到老区村的活动。每当老区人民接到最新出版的农业科技书籍，都高兴的不得了，这些书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然而，在一捆一捆的书籍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过时的书”。如有些农业科技书中，还有怎样使用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1605）、久效磷和磷胺的章节，。这些农药造成环境污染、引发人畜中毒，已被农业部等国家五部委明令禁止使用。还有个人结集出版的发表在上世纪70年代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笔者一行发现后，虽然将此类书“截流”但也有漏网的。将“过时书”送到革命老区村，无疑是有害无益。     

数字时代的出版革命势在必行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出版产业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出版的出现结束了几千年来以纸张为内容载体、印刷为主要复制手段的传统出版方式;互联网的普及与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纸介质图书的传统发行方式成为明日黄花。数字出版转变了出版观念、革新了复制手段、拓宽了发行渠道、颠覆了阅读习惯。生存在数字时代,出版单位和出版人只有转变观念,扩展视野,提高技术和能力,发挥出传统出版的优势,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用“数字平台”托起中国农业

现在，网上购物，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服务窗口电子化等，已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打上了“数字化”烙印。科技部、建设部等部门也正在极力推进中国“数字城市”的建设进程，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在数字化浪潮中都不愿驻足观望，落后于人。沪、穗、深笑傲“数字江湖”。北京在中关村点燃“火炬”，城市成了信息化的主战场，但农村却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然而农村更需要信息。农民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东奔西走摸行情，钻天入地找信息”。便是对信息需求的真实写照。市场变化太快，政策指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信息传递手段落后，常常是信息到了农民手中却早已成了“马后炮”，于是秋去冬来“有心栽花，花却不开”，“样本田”常成了“伤心田”，眼下，我国加入WTO，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基础薄弱的中国农民，他们面临的将是国际性的市场竞争，到时不仅要求他们能盯住本地市场，还要关注全国市场、关注国际大市场，如何能盯住本地市场进而融入国际大市场，把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销出去，把先进的科技信息引进来，就不得不考虑在农村建立“数字平台”的问题了！     

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构建路径与发展趋向

日本近年来基于“多层”战略思维打造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是以DFFT理念为最终实现目标，在紧紧围绕WTO框架主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同时，利用其他国际组织大力传播数字贸易理念以扩大影响，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具体参与并实践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在借鉴“美国模式”强调数字自由流通的基础上，部分糅合了“欧洲模式”注重个人隐私和数据传输监管的特点。今后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会在打造核心理念、提升规则话语权、融合经济安保理念以及强化价值观属性这几方面继续得到强化。     

新世纪，你是“新文盲”吗？

日本政府总务省近日发表了专门的《情报通信白皮书》。据《白皮书》正式公布的数字，到2000年底，日本的因特网利用（俗称网民）为4708万人，比上一年增加74％；网民占人口的比率即因特网普及率为37．1％，在世界普及率中居第14位，在亚洲也大大低于新新加坡和香港。     

加快弥合“数字鸿沟” 推动数字经济平衡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新科技、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入推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老百姓享受到了“数字红利”,企业得以降本增效,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也不断提高。     

构建数字平台“走出去”的安全保障体系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博弈加剧以及全球数字竞争日趋白热化,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技术和数字规则治理的重要交集,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在我国数字平台企业规模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之际,美西方及其部分新兴经济体以“泛国家安全”为旗号,对数字平台采取“强监管”的施策方针,制造壁垒以限制我数字企业国际化发展,遏制围堵打压全面升级,使我数字平台企业“走出去”成本大幅抬升,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与此同时,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发展存在“大而不强”、国际化程度严重滞后、业务本地化能力及合规体系建设不足等瓶颈。要以加快推动数字制度型开放与数字营商环境改革、深度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与规则融合对接、探索构建中国数字领域的“长臂管辖”制度与司法体系、积极构建支持国际海外服务体系、鼓励数字平台构建海外合规体系等为着力点,做好战略应对,保障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安全“走出去”及高质量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从开展跨境数字贸易、本土数字平台企业海外扩张、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相对接、参与构建全球数据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厘清了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内涵与外延。针对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发展潜力与面临的困境，明晰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战略定位，从加快数字贸易布局与建设、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三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路径，从而在全球数字经济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