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在职消费——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变革如何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金融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制度创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以高管在职消费为切入点,利用沪深港通这一外生政策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标的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改善信息环境、提高货币薪酬激励效果以及促进股利支付等途径抑制高管在职消费.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外部治理效应亦存在持续性.本文不仅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也拓展了在职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亦为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     

资本市场开放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沪港通、深港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沪港通和深港通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中国内地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政策风险和市场环境等因素所限,沪港通在初始阶段并未对沪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产生显著影响,但随着政策进一步完善、市场逐渐稳定和交易不断活跃,其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效果于实施两年后开始显现;深港通建立在沪港通的制度基础和运行经验上,其在开通后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市场开放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竞争渠道和信息渠道,发现深港通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集中在投资者竞争程度较高,或是公开信息质量较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股票样本。     

资本市场开放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沪港通、深港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沪港通和深港通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中国内地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政策风险和市场环境等因素所限,沪港通在初始阶段并未对沪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产生显著影响,但随着政策进一步完善、市场逐渐稳定和交易不断活跃,其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效果于实施两年后开始显现;深港通建立在沪港通的制度基础和运行经验上,其在开通后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市场开放影响股权资本成本的竞争渠道和信息渠道,发现深港通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集中在投资者竞争程度较高,或是公开信息质量较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股票样本。     

“深港通”与前瞻性信息披露——基于上市公司年报语言将来时态特征的研究

基于“深港通”互联互通制度的准自然实验场景,本文通过Word2Vec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方法获取上市公司年报中描述未来发展的词频,构建上市公司前瞻性信息披露指标,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前瞻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深港通”有助于上市公司披露更多的前瞻性信息,其年报中将来时态的词频显著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越高,资本市场开放对前瞻性信息披露的正向影响越强。此外,“深港通”是通过增加前瞻性描述内容与描述语气这两个机制,增加年报中对未来展望的描述。“深港通”对前瞻性的正向效应存在于信息透明度较高、有效内部控制的公司。研究结论表明,坚持资本市场持续全面开放对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与改善会计信息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资本市场开放能否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沪港通”和年报文本挖掘的分析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对于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保护股东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开通的“沪港通”机制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资本市场开放是否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提炼可读性指标衡量信息披露质量,使用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沪港通”机制实施以后,标的公司(纳入“沪港通”的A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高。这一结论对不同的估计方法、样本区间及控制变量组均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盈余操纵水平较高、股价信息含量较低的企业,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更好地改善其信息披露质量。本文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为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外部资本市场与内部资本市场：替代还是互补——基于陆港通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多期DID模型探究外部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构建的关系。研究发现：陆港通实施后,外部资本市场会替代企业内部资本市场,两者的作用路径主要源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且这种作用效果在股票流动性低和分析师跟踪人数高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资本市场开放对内部资本市场构建的替代效应最终可以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也主要体现于低股票流动性和高分析师跟踪人数的公司中。上述研究结论对于理解陆港通效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股票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的持续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九大强调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沪港通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了股票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沪港通的开启促进了标的公司投资效率的提高,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不透明、治理水平低的公司;机制分析发现,沪港通开启后,公司信息质量的提高和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增加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标的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最终标的公司在沪港通开通后经营业绩也得到提升。本文结论表明,股票市场开放改善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这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系列改革有重要启示。     

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港通机制的证据

本文基于沪深港通这一外生事件,探讨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机制实施后,沪深港通标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提升。在进行更换回归模型、剔除干扰数据等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应在两职合一、两权分离度高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此外,资本市场开放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高成长性和低成长性的企业中无显著差异。本文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微观效应相关研究,为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开放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     

资本市场开放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吗？——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选取2012―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管减持交易行为为样本,依据陆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提供的实验平台,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陆港通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机制分析发现,陆港通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关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降低股价同步性,降低了高管减持的超额回报,从而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陆港通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治理效应在公司前期盈余管理为负时更显著。本研究为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和类似陆港通交易机制的进一步推行提供了经验证据,为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监管提供了新视角。     

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沪港通的证据

沪港通的实施是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里程碑事件,本文基于国际资产定价模型(IAPM),采用PSM-DID方法检验了沪港通的实施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可以使沪港通标的公司价值显著提升,在更换政策时间、虚构处理组、替换核心变量后该结论仍然显著;拓展性检验结果表明,沪港通通过增加资本市场流动性、改善公司治理、降低系统性风险等机制提升企业价值。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股价异质性波动——来自“沪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沪港通”这一外生政策,探讨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股价异质性波动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沪港通”实施能够降低“沪股通”标的股票股价的异质性波动,且在“沪股通”活跃成交股样本中更为明显;深入研究发现“沪港通”通过促使企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从而降低股价异质性波动。本文研究表明“沪港通”实施对于维护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亦为后续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能否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标志事件并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通过优化投资者结构、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沪深港通”的实施可通过抑制风险承担发挥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资本市场开放与商誉泡沫：“一触即破”还是“满而不溢”？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中频繁出现的商誉“暴雷”异象引发了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以2010-2020年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基于PSM-DID模型探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商誉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强化高管自信程度加剧企业的商誉溢价；另一方面，其引入的境外投资者会优化企业的经营治理，能够遏制公司的商誉减值风险。同时，产业内竞争强度不但削弱了资本市场开放对超额商誉的促进效应，也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商誉减值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境外资本在低信息透明环境与国有企业中对超额商誉的影响更为强烈，而在高信息透明环境与民营企业中对商誉减值施加了更强约束。本文的研究揭示资本市场开放对于企业商誉的影响可能具有两面性，若高管在境外资本的“怂恿”下盲目并购扩张容易导致商誉泡沫“一触即破”，而只有在充分发挥其治理改善效果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满而不溢”。     

资本市场开放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来自“沪港通”的经验证据

以2014年“沪港通”的实施作为外生事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沪港通”政策对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沪港通”政策通过公司治理机制提高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沪港通”政策对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质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我国后续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国际化如何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基于A股纳入MSCI指数的准自然实验

随着金融加快扩大开放和资本市场改革的全面深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驶入快车道.A股纳入MSCI指数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探究资本市场国际化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本文以A股纳入MSCI指数这一事件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0年的股票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与未纳入MSCI指数的股票相比,纳入MSCI指数能显著增加股价中的信息含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资本市场国际化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是通过公司信息环境和治理水平传导,两个影响路径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检验结果,发现纳入MSCI指数对非国有企业股价信息含量的提升程度更大.因此,在做好防范金融风险工作的同时,建议进一步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内部治理机制,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标准,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陆港通交易机制缓解了资产误定价吗?

基于陆港通交易机制实施背景,以我国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期DID模型考察陆港通交易机制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能够有效缓解我国资本市场上的错误定价.截面异质性检验发现,陆港通非十大活跃标的、非可卖空标的、非交叉上市标的,对资产误定价的缓解作用更强.机制研究表明,陆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可以通过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和分析师预测准确性,进而缓解资产误定价.研究结论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参考.     

多元化战略与信息披露违规——基于年报业务段特质性信息的视角

面对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部分公司选择扩展自身业务范围,以业务间相互赋能提升公司的综合生命力。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文本分析方法,利用年报业务段描述中所含的特质性信息定义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进一步考察公司多元化战略对信息披露违规的影响。结果发现,以年报业务段特质性信息为基础测度的多元化战略能够降低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倾向和次数。机制检验表明公司多元化战略能够通过“声誉机制”和“治理机制”来提升公司的信息披露合规水平。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公司战略与信息披露领域的相关研究,对推进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和防范上市公司违规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与股价波动性——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沪深港通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沪深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20年沪市和2012-202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股价波动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沪深港通资本市场开放机制有助于降低股价波动性,且该作用在治理水平较低、代理成本较高以及没有QFII持股的公司中更为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沪深港通制度通过引入境外投资者,吸引更多分析师关注,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外部监督水平,进而降低股价波动性。本文研究丰富了股价波动性的相关文献,为中国深化资本市场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沪港通交易制度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一项重大突破,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利用沪港通交易制度这一外生政策,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标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港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沪港通政策对标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需通过香港地区投资者的活跃交易来实现.此外,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机替代"动机持有金融资产提供了经验证据.     

“沪港通”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决策——基于价值效应和竞争效应分析

"沪港通"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资本市场开放政策,会对资本市场各主体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研究"沪港通"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政策实施可以提高"沪港通"标的公司的现金持有。同时,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和价值效应,并且通过区分产权性质和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发现"沪港通"政策所带来的正向现金持有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时体现得更明显。在替换核心变量、控制行业竞争程度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研究从企业现金持有决策角度拓展了"沪港通"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资本市场开放对微观主体决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