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中介及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CRS-DEA模型评估2006—2021年全国工业绿色转型的状况,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负,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正,技术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中起到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双重中介要素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显示均存在单一门槛。因此,亟需持续推进环境规制的深度和广度,从工业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共生”“双赢”视角加快工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环保企业投资

本文以2010—2017年80家上市环保企业为样本,使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发展对环保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企业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使其需要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专门从事防污治污的环保企业成立,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投资的支持中主要起到规范和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水平越低,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政府和金融部门在事后治理中对环保产业的投入越多,环保企业投资越大。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盈余信息质量——基于传染效应视角

利用2011—2017年重污染企业数据,检验传染效应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传染效应强化了显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削弱了隐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规模较大、环境不确定性较低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企业,传染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内部控制质量和社会信任能削弱传染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立法强度、环境补贴和公众参与是影响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主要环境规制。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逐渐重视企业的绿色发展。本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具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具体而言,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环保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促进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增加环保投资。本文不仅有利于丰富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和环保投资的文献,还对拓展机构投资者队伍、制定环境规制政策以助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环境规制对物流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低碳物流、绿色物流是未来物流行业的发展趋势,也是适应环境保护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发展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着经济稳健发展,政府对环境保护要求将越来越严格,必然会就环境问题对物流行业进行规制,因此如何促进物流企业发展与外部环境相互协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环境规制对物流企业碳排放效率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用SBM模型测算出2000—2020年我国物流企业碳排放效率,并分析了命令型、刺激型规制工具对物流企业碳排放效率影响。结果显示,门槛值以上的命令型和刺激型规制工具,对物流企业碳排放效率产生正向影响,门槛值以下的则产生负向影响,整体上呈现U型曲线走势,但是命令型规制工具要比刺激型规制工具作用要小。     

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影响研究——中介效应与门槛特征

近年来“脱实向虚”成为我国实体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企业金融化问题抑制了实体企业对实业资产的投资,融资约束困境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负向影响。研究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相关财务报表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影响,分析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在两者间起到的作用,并构建门槛模型,进而探讨企业成长性起到的非线性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具有挤出效应;（2）企业金融化通过增强融资约束进一步加强了对实业投资的负面影响;（3）对成长性较好的企业,企业金融化在一定区间内促进了实业投资。基于此,研究提出针对性建议：一是优化金融结构体系;二是健全金融监管体制;三是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四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上市企业排污收费的证据

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其会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何种影响？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排污费数据,以2011-2019年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和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中介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以及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分样本中更为显著。     

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中国A股市场96家可再生能源企业2009-2018年数据,引入能源消耗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银行信贷四个门槛变量建立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能源转型视角下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门槛效应,探讨不同补助类型和企业异质性对门槛效应的影响和差异。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在能源消费强度更高、经济发展水平或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同时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在银行信贷规模越大的企业更显著;相比于货币型直接补助,税收优惠型的间接补助政策更能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政府补助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企业绿色投资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效率视角将企业的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联系起来,应用SBM-DEA方法和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污染物排放量的详细手工数据,对微观企业级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了量化与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总体偏低,且主要是由投入冗余问题造成的,说明管理层只是粗放地对环境维度进行投资,忽视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和价值创造使用。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尤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冗余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仅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显著。本文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应通过差异化执行环境规制来优化企业绿色投资效率。     

不同环境规制下岳阳林纸绿色投资战略的演变及其启示

文章结合2000—2020年我国环境规制的变化过程,分析岳阳林纸绿色投资战略的转型。研究发现,随着环境规制约束由弱到强,岳阳林纸从躲避型绿色投资战略转为应对型绿色投资战略,最后选择主动型绿色投资战略。在市场激励和公众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企业应采用主动型绿色投资战略;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应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使用综合政策工具。     

环境管制、行业属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政府环境管制如何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是否具有行业差异?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企业环保投资活动的特点、明确政府环境管制与行业管制的有效性。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环保投资额不足的现象,环保投资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被动"行为;政府环境管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之间呈"U"型关系,即环境管制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更多地体现出"被动"迎合政府环境管制需要的特征;重污染行业企业比非重污染行业企业投入了更大规模的环保资金。本文的研究成果既拓展了企业投资研究的视野,又丰富了环境管理会计方面的学术文献。     

地区幸福感对区域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地区幸福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地区幸福感对企业投资水平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地区幸福感三分位排名与企业投资水平也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地区幸福不公平感则显著抑制企业的投资水平;位于幸福"质量"最优区域的企业投资水平显著高于位于幸福"质量"次优区域的企业;这些显著关系则主要存在于成立年限较短的企业和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20年先进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同时检验不同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遵循和创新补偿两个渠道对先进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绿色产品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较高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31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官员的变动数据为样本,采用地方官员变动率作为地方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企业的债权融资,但是对股权融资影响不显著。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来影响投资,二是通过企业资本运作降低融资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即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债权和股权融资对投资的正向作用会越小,这种作用机制在国有企业、大企业等与政策联系紧密的企业中作用更为显著。融资可获得性是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投资的重要前提之一,融资可获得性较小时,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在融资可获得性较大时,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不显著。加强长期制度建设,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持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绿色投资

选取2011-2017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企业绿色投资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高管持股存在一个临界值,当低于临界值时,高管持股能够发挥利益协同效应,促进企业提高绿色投资;当高于临界值时,高管持股会引发壕沟防御效应,削弱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考察外部环境后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下减少了高管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利益趋同效应,但政府环境规制下扩大了两者间的利益趋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