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非正式社会支持与农民健康——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对健康产生一定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互联网使用、非正式社会支持与农村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采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首先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进而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并进一步探讨该中介效应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较好,非正式社会支持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该中介作用在农村老年群体中不显著,对农村女性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影响较大。     

社会支持对农村老人生活满意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河北省19个村的调查

在探索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的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以往研究,本文构建了一个调节—中介模型以探讨社会支持影响农村老人生活满意的中介机制及边界条件。根据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两个中介变量——"健康感知"和"心理福利"来解释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的关系,并进一步假设社会经济地位会正向调节以上关系。以河北省4个地级市的19个农村中的518位老人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健康感知在社会交往对农村老人生活满意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心理福利在情感支持对生活满意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老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调节了社会交往与健康感知的关系。     

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

本文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纵贯数据进行路径分析,研究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并且讨论了成年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相比于未曾照料过孙子女的农村老年人,提供持续性隔代照料的农村老年人的自陈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更好,而曾经提供过隔代照料的农村老年人也有更好的自陈健康状况。同时,对于提供持续性隔代照料的农村老年人而言,情感支持在照料经历对其自陈健康状况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即能否从其成年子女处获得情感支持影响了他们的自陈健康状况。     

中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了影响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居住意愿的因素。分析发现,健康状况越差、日常生活能力(ADL)越差和配偶去世的农村老年人越可能与子女一起居住;他们主观意愿上更想与子女一起居住,显示这些老年人对家庭养老有更高的需求;经济收入高低和是否有养老金对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居住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老年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主要是可以得到子女的贴身照料或情感慰藉,而不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农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赡养支持并不能替代他们在生活照料和情感上的养老需求。     

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子女、父母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社区邻里效应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因家庭所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邻里效应对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此外,研究还发现:社区邻里效应对多子女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独生子女家庭,对男孩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作用显著大于女孩家庭和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最后,机制检验表明:在社区内部,子女追求社会地位,希望赢得他人尊重是社区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文章从社区内部不同家庭互动角度解释家庭代际支持行为,为理解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

本文以社会角色理论、代际支持理论和依恋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子女为农村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分析影响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受子女个体特征、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和对父母依恋行为的影响,同时受到老年父母的个体特征、对子女依赖程度的影响,但是并不受社区层面正式照料机构的影响。子女依恋行为在子女提供日常照料中具有中介作用。     

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论文从孝道转型视角出发,基于CHARLS2015年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比较分析了成年子女外出的不同类型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不同子系统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受空间限制的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但强化了不受空间限制的经济支持。较之对生活完全可以自理的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成年子女外出对自理能力受损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强度更大;较之成年女儿外出的影响,成年儿子外出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支持的影响更显著且强度更大。可见,成年子女外出并未全面弱化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而是推动家庭养老由"侍奉在侧"型向"成就安心"型转变;成年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中并未扮演替代性角色,而是仍旧扮演着辅助性角色。为此,应加快推进就地城镇化,大力发展农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互助养老服务,倡导孝亲敬老的美好家风。     

生活境遇与养老意愿——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和咸宁市崇阳县青山镇农村老年人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生活境遇对其家庭养老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仍然具有家庭养老偏好。生活境遇对其家庭养老偏好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反映个体客观状态与特征的年龄和个人年收入水平、反映经济支持境遇的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反映生活照料境遇的是否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以及反映情感慰藉境遇的心情烦恼时家人的反应,都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越大、个人年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村老年人,越可能有家庭养老偏好;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为子女供养、与子女居住在一起和心情烦恼时能得到家人关心与安慰的农村老年人,更可能有家庭养老偏好。因此,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并不完全是一种"经济理性",而是一种嵌入生活境遇中的"情境理性"。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人口流动常态化、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存样态不断贫困化,了解并分析农村地区子女代际支持现状、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有利于改善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现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6)的追访数据,从子女代际支持视角出发,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具有较高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村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比重分别为:55.34%(经济贫困)、53.03%(健康贫困)、34.58%(精神贫困)。二是农村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少,月均经济支持额在一百元左右,照料支持随着农村父母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而精神支持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三是不同类型的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存在一定程度的缓解效应。     

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Ordinal Logit模型对江苏省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老人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个数、家庭决策参与、健康状况以及社会支持对其评价生活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存在着地区差异性。     

多子多福？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精神状况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始于1979年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外生的冲击,基于断点回归设计,估计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精神状况的影响,同时还检验了相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生育一个孩子而言,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状况明显更好一些,具体反映在感到沮丧悲伤的概率更低,幸福感明显更高一些。异质性检验则发现,相对于生育多个孩子而言,当独生子女为女性时,老年人的精神状况明显更差。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相对于生育多个子女的老年人来说,生育独生子女老年人的收入更低、身体状况更差。文章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在当下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下,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需要政府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政府应当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支持力度,在养老保险和医疗方面给予农村独生子女父母更多的支持以改善其经济和健康状况。     

婚姻挤压下父母生活满意度分析——基于安徽省乙县农村地区的调查

在普婚文化盛行的中国农村,持续的婚姻挤压不仅改变了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而且改变了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途径。本文利用2008年安徽省乙县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了婚姻挤压及代际支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挤压中的儿子失婚、因儿子失婚而遭受的负面社会舆论成为削弱农村地区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新途径;传统代际支持中的经济、家务和情感支持也对父母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其影响远不及儿子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削弱来得直接与强烈;对于相对贫困的有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父母对经济支持的迫切需求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老年人多维贫困测度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AF法从健康、经济、教育、精神四个维度测算新时代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并对多维贫困指数分解,进一步利用Logistic模型探究新时代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多维贫困测度体系的四个维度中,至少一个维度被剥夺的老年人超过90%,且两个及以上维度被剥夺的老年人超过30%。（2）经济维度对老年人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健康方面,其中经济维度的退休金指标剥夺程度最高。（3）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除子女是否供养因素外,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层面因素均显著影响老年人多维贫困,生活完全自理、婚姻有人陪伴、在城镇居住对老年人多维贫困有显著缓解作用。     

代际视角下农村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考察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并系统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仍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但这种传统模式在新生代子女中开始有所改变,即无论是从经济支持,还是从生活照料这两方面来看,女儿和儿子之间的行为差异大幅度缩小,且差异已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村地区以儿子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模式虽未彻底改变,但也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剖析影响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机制发现,女性地位提升和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促使女儿提供了更多养老支持。同时,传统性别观念弱化也对女儿养老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此外,农村老年父母对照料需求的增加以及女性家庭照料上的角色优势,显著地增加了女儿的生活照料作用,但在提高经济支持上的作用并不明显。     

子女非农就业改善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了么?

在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的双重推动下,空巢老人的数量逐渐增多,农村老年人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群体。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调查数据,运用Logit和有序logit模型,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子女非农就业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非农就业对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老年人客观健康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子女性别、老年人性别以及老年人年龄样本间存在差异。据此本文认为,一方面政府应该健全农村养老和照料体系,适当分担子女的养老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鼓励农村青年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并在本地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江苏省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进行了统计分析,比较了不同特征老人的劳动供给状况,并分析了影响农村老年劳动力劳动供给的因素.研究发现.江苏省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存在地区性差异,影响老年人参加劳动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收入水平、子女数量和外出打工人数.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农村社会养老模式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但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迁移,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必须在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机制.     

基于主成分分析和逐步回归法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担心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为例

利用四川农村老年人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担心度进行了加权赋值求和,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和逐步回归法对担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老年人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照料状况、子女孝顺情况、医疗保障对老年人养老担心度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加快农村适度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建农村多元化养老模式建设等建议.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     

中国农村儿童健康：家庭及社区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2000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村儿童健康的家庭环境及社区环境因素,并着重探讨了农村社区基础设施以及卫生医疗服务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儿童的健康状况。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地区儿童健康状况的改进主要依赖农户家庭经济和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改进,而农村社区卫生医疗服务的投入并没有对儿童健康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目前,中国农村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家庭在获得社区卫生医疗服务上存在不公平性,社区卫生医疗服务非但未能有效保护农村弱势家庭儿童的健康,反而有扩大农村内部儿童健康状况差距的作用。     

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提升的主导因素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研判

目的 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有助于补充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和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方法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CHARLS）2018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ISM解释结构模型,研究了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提升的主导因素。结果 通过解析出的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可发现,在影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的9个显著因素中,是否给予子女经济支持是直接表层因素,是否有子女经济支持、是否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婚姻状况、性别、是否有自主收入以及自评健康为中层间接因素,是否有养老金和是否有医疗保险是深层根源因素。结论 经济需要是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主流原因,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保障作用,从而从根源上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方面强化对农村老年人的基础保障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