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便受到高度关注。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三条中介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普惠金融平均水平较低且家庭间差距较大;家庭普惠金融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发生贫困脆弱性的可能;创业决策和教育支出单条路径的中介作用在高和低贫困线下的作用有所不同;医疗保障水平在两条贫困线下都显著。建议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为农户创业、教育投资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供支持,从而促进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减缓贫困脆弱性作用的发挥。     

基于贫困减缓视角的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本文利用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的年度数据,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检验,结论是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贫困减缓有明显积极作用,即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大小和普惠金融服务成本高低对贫困减缓产生明显直接的正向影响,而普惠金融服务使用效率高低则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不明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普惠金融发展影响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普惠金融利于贫困减缓的发展建议。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研究关注农村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在贫困研究中具有前瞻性,贫困脆弱性指标也是衡量脱贫机制长效性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因子分析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村庄层面的金融普惠指数,发现金融普惠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其次,进一步通过区分金融普惠的不同维度发现,金融普惠的渗透度对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渗透度;在金融普惠的使用度上,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比传统金融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缓解风险性问题,进而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以增加金融服务广度为目的的金融普惠发展,作为中国当下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帮助7000万贫困人口减缓贫困的目标背景下,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对外进出口贸易额、政府干预程度和人均生产总值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减缓工作的影响程度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普惠发展对不同地区的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效果不同,由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较完善,相比来看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第三,除数字普惠金融外,教育水平、各省对外开放度、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对贫困减缓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21个省份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改善效应在处于不同贫困强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异:能够显著改善贫困强度较轻(处于一维贫困和二维贫困)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但对贫困强度较重(处于三维贫困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机制对不同维度贫困的改善效应也有差异:能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收入、教育和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不能显著改善他们在健康和保险维度的贫困状况。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实现中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其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引导农村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农户脱贫?——基于CFPS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FPS2018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地区农户脱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两种贫困维度下,非正规金融均能正向显著地促进农户脱贫;上述脱贫效应对不同类型农户、不同地域存在差异。结果显示,从农户类型来看,非正规金融对农户的脱贫效应集中在非农户中;从地域划分来看,非正规金融主要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存在显著的脱贫效应,而对东部地区无显著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对我国非正规金融规范发展和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与中等职教融合发展探究——以香格里拉大数据扶贫产业示范园为例

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属于三区三州地区,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2020年末我国顺利完成全面脱贫,云南省88个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怒族、傈僳族实现整族脱贫,云南省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三农”工作重心将转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近些年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导致中等职业学校出现了发展瓶颈。文章以云南省香格里拉大数据扶贫产业园为出发点,探究产业项目与中等职教融合发展,为中等职业学校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脱贫攻坚期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机制研究——基于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梳理农村金融、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对贫困转化的内在机理,选用脱贫攻坚期我国435个贫困县数据,通过对比计量检验结果与理论模型假定,分析金融、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减贫机制。结合新时代脱贫背景,探索金融助力巩固扶贫成效的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机制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提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直接减缓相对贫困,以及通过促进居民就业创业、缓解信贷约束、互联网保险、储蓄效应等间接减缓相对贫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效用评价——从农村产业需求侧反观普惠金融供给侧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关键窗口期，农村产业升级快速发展驱动普惠金融供给侧变革。针对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满意度问题，通过贷款程序烦琐程度等七方面主因素分析，运用线性回归方程得出普惠金融满意度与担保程度、信用评级程度、是否参加保险、信贷政策宣传全面程度有较强正相关，据此提出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有效衔接策略：信贷户衔接—提升信贷户信用意识与强化制度规范、银行机构措施机制衔接—优化流程与创新模式、协同方协同路径衔接—完善协同功能与合理运用货币工具等。     

基于“目标-主体-路径”三位一体框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路径探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反贫困目标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脱贫质量,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和新生贫困现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在于乘势而上,建立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机制。因此,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应探索更加符合现实要求的理论框架。文章通过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目标-主体-路径”三位一体框架,提出根据“治理什么”“由谁来治”以及“如何治理”的思路克服新时期贫困治理的困境,建立健全稳定的脱贫长效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的顺利转型。     

支持凉山州产业发展模式探析

正凉山州分行积极探索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有效模式,努力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助力脱贫攻坚与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期,如何发展产业从而"稳脱贫、防返贫",成为多方研究的课题。农发行凉山州分行积极探索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有效模式,努力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助力脱贫攻坚与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普惠与精准: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发展

农业供应链金融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提供了可行的供给渠道,不仅使得农业生产内部物资的流动以及与市场需求的衔接更为畅通,也为普惠金融政策实施和精准扶贫瞄准机制提供了运作载体。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之间存在天然的耦合性,二者共同致力于扶助贫困人群脱贫的目标,继续以更有力的举措推进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工作,对确保我国全面脱贫任务如期完成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情景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发展,应以政府为主导,重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以社保政策托底将贫困农户纳入农业供应链金融体系;通过构建多层次多类别的农村教育体系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并鼓励涉农机构和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最大化激发农村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最终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     

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预警机制优化研究

经过持续奋斗,我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与此同时,习近平强调要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不仅要精准脱贫更要防止返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因此,后脱贫攻坚时代仍需着重巩固脱贫成果,优化返贫预警机制是后脱贫攻坚时代的重要举措.本文对返贫预警机制存在的问题...     

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金融扶贫创新研究

2020年之后,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将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新阶段.金融扶贫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门槛效应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善、供给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制度保障有缺口等挑战.我国贫困基本态势的转变对金融扶贫创新提出新的需求,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应进一步聚焦于改善农村脱贫生...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拓宽了金融服务的广度,为深化金融改革、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基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角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进行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中,存在着数字基础建设不完善,覆盖广度不足;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有待提高,金融专业人才短缺;征信体系建设碎片化,信息安全有待提高;监管体系不完善,金融生态环境薄弱等问题。由此,需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征信体系、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教育的投入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全方位多层面助力乡村振兴。     

新发展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多重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维度

新发展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理论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历史逻辑是从"贫困—温饱—小康—富裕"的必然结果,现实逻辑是脱贫成果还具有不稳定性、脆弱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科学内涵是巩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的成果,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不产生新的贫困人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帮扶标准、对象、工作领域等多方面的拓展和提升,使脱贫人口在稳定脱贫基础上继续向富裕目标迈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从宏观区域维度应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从微观个体维度应提升脱贫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政策制度维度应保持政策总体上稳定与适度调整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