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跨境合作与展望

海洋具有独特的流动性、生态系统性以及整体性，这就要求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打破国家管辖界限的制约而形成跨界治理。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重要经济体，隔海相望，协同治理海洋生态环境是实现共同价值目标、共同利益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将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重点对核损害下中日海洋环境治理中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跨境合作进行研究。以期弥补国内对该领域研究较为零散的现状，从核污水排海的角度出发对中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不畅的原因等进行深入分析，力图在理论和实际上为中日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方面贡献微薄力量。进一步探讨中日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跨境合作的新发力点，提升合作的新层次，为核污水排海后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中找出适合中日双边合作的发展路径。     

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浅议

南海周边国家通过建立南海区域持久和平的协商机制、构建南海区域治理模式、谋求南海区域协同发展、保护南海生态环境、增进南海区域文化认同、建设开放包容的南海合作区域,共同建设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建构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南海周边国家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健全运行的法治体系、加大资金投入、输送优秀人才、达成惩戒和制裁协议、理性认知中国的南海地位等。     

整体性视角下新时代水治理体制创新研究

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态环境的愿望,对我国水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水治理体制亦需不断完善与创新,以保障水治理的全面共建与平衡发展。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针对我国水治理体制发展面临的"棘手性"挑战与碎片化问题,对我国水治理的党政群共商共治体系、和谐治水文化体系、内部协调机制、外部协同机制和信息互通机制的完善进行探索,建立目标与手段双维发力的整体性水治理运行模式。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政府建设的协同困境与整合策略

数字政府不仅仅是数据的在线化,更涉及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文章对具有成熟经验的广东、浙江、贵州三省数字政府的建设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仍存在着重复建设、异构系统数据标准不同、信息孤岛、跨区域协同能力不足等协同困境。基于整体性治理与数字政府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以及现实方面的密切联系,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分析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协同困境成因,即条块分割造成碎片化问题、地方本位主义阻碍跨区域协同、商业化和公共性交织影响公私合作,据此提出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公私合作的整合协同策略,突破政府在信息化领域的组织边界,以形成整体推进的格局,助力政府治理变革。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长江流域河长制研究

为进一步推进长江流域河长制的实施,提升长江流域水环境治理的效用水平,总结整体性理论框架,探究整体性理论与河长制的契合性,梳理长江流域河长制推行的概况,从整体性理论治理视角下分析长江流域推行河长制过程中出现的参与治理主体单一化、公共利益部门分割化、同一层级整合碎片化、治理信息碎片化的问题,并提出应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同层级整合机制、开发网络化政府信息管理系统推动长江流域河长制改革。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与整体性治理研究

近年来,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呈现“碎片化”特征,即供给主体、供给决策及供给监督“碎片化”。基于此,应引入新公共治理理论中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充分发挥自身的整体性治理取向与无缝隙供给养老公共服务的优势,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建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实现供需有效对接;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监督机制,构建科学评估反馈体系。     

村庄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权责碎片化整理研究

权责碎片化问题的产生,既与传统官僚制下的纵向等级与横向分工因素有关,亦与新公共管理下的分权、竞争等因素有关。当前村庄治理中的权责碎片化主要表现在村两委、村自组织和村民之间。运用整体性治理工具整理村庄治理中多元主体的权责碎片化问题,优化权责关系是一条有效路径,即通过加快整体性治理理念的传播与内化、创新以协调、整合、信任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体性治理机制、加强村庄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监督与控制,以优化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提高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     

日本海洋治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个国家在海洋方面的政治、资源、经济博弈等都会影响其发展状况,应当秉持可继续发展的态度对我国海洋进行有效的治理,以确保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利用。论文首先梳理了日本以往相关海洋法规的制定历程,然后对日方海洋治理的政策法规、国际关系、海洋经济制度和防灾措施进行阐述和分析,并从日方发展历程和政策优势中借鉴符合我国国情的海洋治理事业方面的启示：我国需要出台一部能够主导相关法规的海洋基本法,细化特定的法律条文;重视与海洋邻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使用经济手段促进海洋循环经济的发展,为海洋渔业的未来做打算;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日本海洋灾害准则的规范以及国民对灾害的重视中汲取经验,以构建适应性强、科学高效的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在海洋开发利用时要尊重生态系统的规律。     

海洋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能力建设问题研究

海洋公共危机作为危机的一个具体领域,从产生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它既具有一般性危机的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治理难度大,人为因素增多.海洋公共危机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政府成为治理危机的主导者.从政府能力建设的角度探讨政府如何应对海洋公共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海洋公共危机治理对政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更高的社会控制能力,国际合作能力,资源调配和整合能力,公共决策能力.面对政府危机治理能力不足的现状,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建设和提升政府海洋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提高法律和制度的供给能力,政府危机信息处理能力,海洋人才培养能力,协调合作能力和学习能力.     

农地整治项目的治理机制研究——以湖北省和山东省的调查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维度分析农地整治项目治理机制,探究治理机制完善途径。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因子分析、障碍因子诊断。研究结果:(1)农地整治项目契约治理包括控制权配置、风险分担、利益分配和关系协调等机制,关系治理包括信任、承诺、沟通和合作等机制;(2)农户对农地整治项目治理机制的评价(3.50/3.62/3.44)整体处于"一般—比较满意"水平,对政府主导整治项目的评价得分(3.50/3.62)高于非政府主导整治项目得分(3.44);(3)契约治理首位障碍因子为风险分担,关系治理首位障碍因子为沟通;(4)政府主导整治的首位障碍因子为变更通知/技术交底(障碍度5.54%/5.41%),非政府主导整治的首位障碍因子为风险处理程序(障碍度5.42%)。研究结论:合理分担风险、加强信息沟通,是完善农地整治项目治理机制的有效途径;当前农地整治仍应以政府主导为主,非政府主导作为重要的补充形式,还需在实践中继续探索与完善。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区,从传统农村社区到现代城市社区,“农民上楼”带来的急剧变化和“治理下移”的宏观趋势使“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较大挑战。整体性治理为解决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一系列碎片化问题而生。运用整体性治理整合模型,本文发现当前“村改居”社区在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公私部门及信息资源等方面,存在不同层级及同一层级间缺乏统筹协调、分散的职责结构割裂了社区功能的整体性、传统的行政主导方式降低了社会资源整合水平、信息技术应用不足阻碍社区治理变革等碎片化问题,最终从治理理念与目标、组织体系、治理方式、社区参与及资源保障等维度提出相应对策,试图构建“村改居”社区的整体性治理路径。     

我国海洋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初探——现状、问题与对策

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海洋问题频发对全球海洋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海洋社会组织作为具备海洋方面特殊性的社会组织,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作用不可替代。文章通过对我国现有海洋社会组织发展愿景、使命以及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情况阐述和整理,认为我国海洋社会组织的参与主要有主张宣传活动、影响全球治理的相关政策和分享海洋信息资源(直接参与),以及通过与国际NGO、联合国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海洋问题(间接参与)。总的来说,我国海洋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多集中在海洋环保领域,目前参与程度低、影响力度小,未在内陆登记备案和获得活动批准的港澳等境外海洋社会组织和大陆组织合作在国际上活动少,我国海洋社会组织管理与运作机制有待提升。     

海洋治理问题的国际研究动态及启示

海洋治理是全面推进全球治理与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重要前提。论文运用VOSviewer可视化分析软件绘制海洋治理的国际研究知识图谱,从海洋保护区建设、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开发与管理、海洋渔业的开发与管理、海洋空间规划及利益相关者分析四个方面阐述海洋治理问题的国际研究进展,并提出海洋治理问题需要跨学科研究、综合管理、自主创新和跨国合作等启示,以期为我国在全球治理大环境下开展高效的海洋治理活动提供参考借鉴。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公众参与困境与出路

构建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体系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公众参与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有利于维护公众海洋生态环境权益、创新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机制、增进政府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持续互动,是提升政府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能力的优先选择。尽管近年来我国政府愈加重视在海洋塑料治理实践中纳入公众参与程序,但仍面临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不明、政府部门职能不清且动员不力、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公众参与热情不高等困境。借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在建立健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塑料垃圾源头管制、推进各级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应做好顶层设计,从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体系、加强公众参与机制建设、提高公众主动参与意识等方面健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公众参与机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创新——法人治理与农民合作自治相结合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创新,是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的组织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从合作组织内的非正式制度存在状况出发,正确认识非正式制度中信任与权威在合作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将法人治理与以关系治理为基础的农民合作自治相结合,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可行方向。     

农民合作组织视角下的村庄治理

农民合作组织在村庄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其作为村庄社会的内源性主体而分析,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对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治理基础和方式以及治理绩效等几个方面。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村庄治理仍面临着主体能力不足、多方不信任等一些约束条件,为此,作者提出应明确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与定位、增强其主体能力以及构建合作组织和农民之间的信任机制等建议。     

社区整体性治理:理论、实践与展望——基于厦门市溪林村(社区)的个案剖析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兴起及社区治理的变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政府治理与创新的浪潮。文章试图将整体性治理应用于社区,对社区整体性治理的涵义、结构与机制方面进行阐释,认为社区整体性治理结构上呈现系统化结构,而机制则主要有整合、协调、责任、信任等四种机制;并结合厦门市溪林村的治理实践进行分析,最后对如何践行和完善社区整体性治理进行展望。     

湖南农村生活污水合作治理研究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从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以湖南省为例,从区域层面和农户层面考察湖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研究发现：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偏低,农村大量使用水冲厕所加剧农村黑水的排放强度,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率较高但呈下降趋势。本文设计基于农户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包括宣传引导机制、经济激励机制和监督惩罚机制,以期为优化湖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措施提供参考。     

资本下乡如何嵌入乡村空间合作治理？ ——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

研究目的：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合作治理机制,为提升乡村空间治理效能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验证性案例研究、访谈法。研究结果：（1）规划环节要基于“协商自治”的原则让资本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实现空间配置权的政企共享,并以“需求前置”为导向进行规划的弹性调整;（2）整治环节要以“地位平等”为前提进行空间使用权重构,厘清多元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运营环节要细化空间收益权,坚持“权责一致”的收益分配,建立信任保障机制规避资本主导运营的潜在风险,实现多方共赢。研究结论：乡村空间治理是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行动。资本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从上述三个环节嵌入乡村空间治理体系,重构乡村空间配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借助市场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可行之策。     

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多重困境与优化治理——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巴东县农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证分析,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探究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多重困境与优化路径。实证发现,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呈现出应急能力的薄弱性、应急处置的复杂性、公共危机的跨界性等特点,且大致可以分为初始期、发展期、调整期、成熟期四个阶段。当前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应急主体单一化、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应急方式规范化法治化不足、资源保障体系薄弱、危机意识和应急意识缺位等困境。应构建多元化的危机治理格局,完善“上下联动,多向互动”的应急处置机制,推进应急方式法治化,优化资源保障体系,加强危机与应急意识教育普及,提升农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真正实现由“应急管理”到“应急治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