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真能促进消费吗——来自家电下乡微观数据的证据

当经济面临压力时,财政税收政策往往被用来提振消费,而消费补贴是否有效促进了特定补贴对象的需求是实践与理论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作为财政补贴的一种,家电下乡政策于2007年12月在山东、河南和四川三省先行试点.利用该试点机会,我们基于CHNS数据考察了家电下乡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本文发现,针对冰箱、洗衣机、手机和彩电四类家...     

“家电下乡”政策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效应检验——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

＂家电下乡＂政策实行后,农村居民增加了对家电产品的消费。通过分析影响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额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家电下乡＂政策是否促使农村居民消费是否改变。检验结果表明,实行＂家电下乡＂政策后,农民生活消费同比增加了11.69%,但生活消费的收入弹性并没有变化。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增加农村消费的建议。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吗”——来自中国纯内资企业转变为外商企业的证据

本文将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和倍差法结合,基于外商来源地和行业相关性等特征差异,利用中国纯内资企业转变为外商企业的“拟自然实验”,研究了外商企业并购对研发与创新、企业生产率、出口和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外商并购阻碍了新产品创新能力培养,发达国家的并购降低了中国被并购企业的研发投入,但提升了新产品创新能力。第二,非相关行业的并购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但降低了新产品创新能力。第三,中国企业被主要发达国家和相关行业的并购都会促进企业生产率进步。第四,企业出口和融资约束都因为外商并购而改善。本文拓展了外商并购对企业的影响研究,为我国“引进”高质量外商投资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约束性考核促进了官员的减排激励吗

本文利用1997-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借助于倍差模型,分析了约束性考核政策是否纠正了以往环境激励不足带来的短视行为。实证分析发现:约束性考核不仅未能从根本上纠正环境激励缺失造成的短视行为,更进一步强化了晋升压力下政治官员的策略性选择行为,使得强外溢性、非约束性指标沦为当前政策体系的环境牺牲品,从而也为步步紧逼环境压力下的大气污染尤其是雾霾现象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立足于激励角度,本文研究丰富和拓展了环境污染的相关文献,为进一步理解地方官员与节能减排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分权增加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吗?——来自中国“省直管县”的自然实验

经典分权理论认为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与本地居民偏好更加匹配,促进了社会福利。基于“省直管县”自然实验的研究发现：深化分权改革并给予基层政府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将显著提高基础建设支出比重,降低教育等民生性服务支出占比。分权引致的“重基建、轻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支出倾向在贫困地区更为明显;“省直管县”分权的空间配置效应逐步递减。建立公共服务投入的最低标准并完善问责机制及相关制度是必要的。     

工作忙碌制约了家庭消费升级吗?——来自文体休闲消费的替代效应证据

在微观家庭的消费升级中,时间和金钱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两者均与工作忙碌程度相关.工作忙碌既可减少闲暇时间,使得工作对消费产生替代效应,制约消费升级;又可能增加收入,产生消费的经济基础优势,表现为互补效应,促进消费升级.但受制于加总谬误等相关因素,以往研究尚未对上述净效应给出经验证据.本文以文体休闲为消费升级的代表,分析现阶段中国家庭工作忙碌程度对消费升级的净效应.研究发现:替代效应占据主导作用,经济基础优势弱于时间分配冲突,工作忙碌程度制约了消费升级.原因一是宏观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变高,使得工作忙碌对闲暇时间的替代效应增强;二是微观上,家庭年龄结构老龄化增加,消费受阻.由此建议,制定消费升级政策时,应考虑工作忙碌程度,尤其要增加中高收入人群的闲暇时间并关注家庭老龄化的消费约束.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2003年SARS疫情冲击的证据

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本文采用倍差法就SARS疫情冲击如何影响企业产出展开了深入分析。结果发现：(1)短期内疫情冲击显著降低了企业产出水平;(2)疫情对企业产出的影响渠道包括需求侧产品的需求萎缩和供给侧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这两条渠道对企业产出的间接影响效应分别占到总效应的19.16%和1.24%;(3)SARS疫情冲击对不同类型企业产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这些结论不仅为从企业层面科学把握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政府精准施策、帮助企业复苏、恢复经济提供了新思路。     

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3~2011年)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运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资产利润率的影响,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利润率,无论企业投资于单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基于企业投资动因的分类检验发现,OFDI行为显著降低了商贸服务类和当地生产类OFDI企业的利润率,而对技术研发类和资源开发类OFDI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不显著。此外,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利润率,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滞后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在投资后的3年和5年仍然显著为负。     

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对农户生活消费的影响评价——以亚行贵州纳雍社区扶贫示范项目为例

运用匹配估计量和倍差匹配估计量模型,以亚行社区扶贫示范项目为研究对象,笔者评价了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对农户生活消费的净效应。研究发现: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能显著提高并改善当地农户的生活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并且在项目结束后较长时间内仍具有一定的持续效应。具体表现为:在主体项目实施期,该项目对恩格尔系数有明显的负影响(净降15.23%),但对生活总消费支出及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等分项消费支出(家用设备及服务支出除外)均有显著正效应;而在"项目全程+后续监测观察期",除食品支出不显著外,该项目对其他各类消费支出(正)和恩格尔系数(负)都有显著效应。     

互联网使用与居民旅游消费——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与使用对促进中国居民旅游消费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居民旅游消费提升作用的存在性和异质性。研究发现,无论是基准回归还是工具变量法检验,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居民旅游消费的正向效应均十分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居民群体,城镇居民、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居民、中等教育水平居民能获得更高的正向效应。因此,应进一步加快"互联网+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规范互联网消费环境,激发居民旅游消费潜能。     

网络购物促进了我国家庭的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网络购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购物会促进家庭总消费,降低家庭储蓄率.按购物途径将家庭消费分为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购物对线下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从家庭群体来看,对于富裕家庭,网络购物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对线下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小.对家庭网络购物动机进行分析发现,随着收入和资产的增加,家庭更可能因为便利性和商品服务的多样性而选择网络购物.由此可觅,网络购物对家庭总消费水平的提升,更多地是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扩大消费市场供给从而促进消费升级实现的.本文研究为利用“互联网+”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吗?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入新常态和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复杂背景下,探寻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极化及其作用机理,对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利用匹配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极化效应.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增加了母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但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对高技术和低技术企业的就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中等技术企业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即存在"两端高、中间低"的就业极化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1)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2)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母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趋势;(3)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剧了劳动力的低技术"极化"趋势.上述研究为实现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与就业优先战略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创新促进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吗?——来自中国海关产品出口层面的证据

该文利用中国海关产品层面的出口交易数据,研究了创新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创新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起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从技术密集度角度看,创新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全要素生产率高的行业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作用更显著,对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行业均存在推动作用。从技术溢出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提升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但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却较为复杂。因此,有针对性地加大相应行业的研发投入、吸引外资时需因行业施策,以有效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自由贸易试验区产生了“制度红利”效应吗?——来自上海自贸区的证据

建设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常态”下国家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一项重大战略,是新一轮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文章以上海自贸区为例,基于面板数据的政策效应评估方法,利用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构造上海市的反事实经济绩效,并对比上海市的真实经济绩效,进而估计出上海自贸区产生的“制度红利”效应.研究表明:(1)上海自贸区建设显著促进了上海市GDP、投资、进口和出口的增长,且这一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随着制度创新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扩区后的自贸区建设对上海市经济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3)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进改革,具有显著的长期经济效应.文章客观地评价了上海自贸区建设的经济绩效,为我国自贸区的建设、完善和复制推广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工会会员身份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吗?——来自流动人口专题调查的证据

在中国基层工会组织和农民工会员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关于工会参与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实际作用却受到质疑。基于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借助2014年流动人口专题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工具变量回归、匹配估计等方法,实证检验工会会员身份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加入工会组织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具体来看,工会会员身份有助于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提高其签订长期固定劳动合同的概率,同时对其参与城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能直接降低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强度。此外,工会会员身份对低就业质量水平农民工的积极效应更为强烈,而对高就业质量水平农民工并未表现出明显优势。     

卖空交易促进了股价信息效率吗?——来自中国融券交易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开展融券交易四年来的股市交易数据,探讨了卖空交易对股价信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卖空交易有助于加快股价融入市场公共信息和个股盈余信息的速度,从而提升股价的信息效率和降低盈余公告后股价盈余漂移程度.本文研究为确认卖空交易提高了市场的定价效率和促进了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提供了重要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