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模型与定量测算

本文通过对生产者和要素供给者的双重优化动机分析,开发出一个能够付诸定量测算的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模型。基于该模型对1992--2009年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的测算结果显示,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模型成功地量化了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重大事件对实际产业结构偏离最优产业结构程度的影响。该模型所涉及的定量分析指标,能为中国政府在制定和调整产业结构目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提供切实可操作的产业政策工具。     

辽宁省最优产业结构测算

本文通过对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和要素供给者的跨期效用最大化目标进行联合求解,推导出了一个产业层面的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方程.笔者基于上述方程对辽宁省在1992-2009年间最优产业结构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辽宁省的实际产业结构同最优产业结构之间大体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这清晰地反映了国内重大经济事件对辽宁省国民经济的影响.该方程所涉及的定量指标为辽宁省制定产业结构优化战略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目标.     

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分析*

本文旨在测算、分析中国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年均增长率、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再结合其他37个国家的相应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本文依据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推导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程并构建了测算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的两个指标。本文发现，由三大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异和部门间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转移而形成的“结构效益”，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较高但三大产业部门却处在较低水平甚至负增长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经济事实。本文从数理逻辑和经验研究两个角度验证了“产出增长率效应”和“结构效益”的存在。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大幅落后于多数高收入国家。     

基于动态规划方法的最优消费路径

基于递归优化理论建立了包含资本折旧率和贴现因子的最优消费模型,通过猜解汉密尔顿—雅可比—贝尔曼方程,得出了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值函数、策略函数、最优消费和资本累积序列。通过分析最优消费和资本累积序列发现:当资本产出弹性等于单位弹性时,AK模型的资本增长率更大,资本不收敛;当资本产出弹性小于1大于0时,AK模型的资本增长率更小,资本收敛。通过分析值函数发现:消费—投资比与社会效用成反比,贴现因子与社会效用成正比,折旧率与社会效用成反比。基于中国1978～2010年的消费和资本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中国的值函数受到经济增长阶段的系统性影响,当经济处于较低的起飞阶段时,消费—投资比与值函数成正比,即与理论模型预期相反;当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时,消费-投资比与值函数成反比,即与理论预期一致。     

产业结构调整的“快车道”模型及实证分析

列昂惕夫“快车道”模型能够推算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优轨道。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利用199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平衡增长率及最优强度轨道。以此为基础建立动态线性规划模型,制定了江苏省“十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方案。     

我国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文章在对我国人才资本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人均物质资本增长率、人均人才资本增长率与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人才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测算了各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我国国防开支增长率和国内产出增长率间关系分析

以1952-2010年的国防费执行数值和名义年度GDP数值作为实证数据,运用MS-VECM模型研究了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模式。结果显示,我国国防开支水平和国内产出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它们的增长率序列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结构性突变。国防开支增长率的均值水平由高变低,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水平由低变高。脉冲响应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前后,提高国防开支增长率在当年和第二年都能促进产出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产出增长率在第二年才会促进国防开支增长率的提高,说明国防开支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变化的反应相对迟钝。但是改革开放后,产出增长率对国防开支增长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大大减弱,而国防开支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几乎没有变化。     

我国国防开支增长率和国内产出增长率间关系分析——基于MS-V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以1952-2010年的国防费执行数值和名义年度GDP数值作为实证数据,运用MS-VECM模型研究了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模式。结果显示,我国国防开支水平和国内产出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它们的增长率序列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结构性突变。国防开支增长率的均值水平由高变低,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水平由低变高。脉冲响应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前后,提高国防开支增长率在当年和第二年都能促进产出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产出增长率在第二年才会促进国防开支增长率的提高,说明国防开支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变化的反应相对迟钝。但是改革开放后,产出增长率对国防开支增长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大大减弱,而国防开支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几乎没有变化。     

最优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表明:在Ramsey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和产出目标,以严格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最优货币规则会使得政策的福利损失最小,但货币政策在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目标以及政策福利损失三者上不能同时兼顾;最优财政规则是趋向缩小收支差,从而趋近于福利损失最小。本文同时使用贝叶斯分析,对中国经济政策2005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评估,实证分析表明:样本期间政策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增长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     

基于福利最大化的辽宁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最优缴费率分析

从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最优的缴费率。最优缴费率与资本产出弹性α、未来效用的贴现因子ρ、人口增长率n、有效劳动增长率g、个人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λ等参数有关。结合中国现实,在其他参数不变的前提下,个人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例λ的不同导致个人最优缴费率的差异。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个人账户缴费率与实现福利最大化的最优个人账户缴费率相比是偏低的;适当提高个人账户缴费率不会影响在职者的当期消费,提高个人账户缴费率是可行的。     

流动性过剩、利率期限结构与最优利率规则

本文引入利率期限结构分析了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弱化效应,在此基础上,在基准LRE模型框架内又引入流动性过剩因子,定量给出了流动性过剩约束下的稳健最优利率规则和流动性过剩均衡确定性条件。本文认为,当经济体存在流动性过剩时,最优利率规则体系应当至少包含最优利率规则和流动性管理策略两个方面,相应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也应广义化,包括短期名义利率目标和流动性过剩目标。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和流动性过剩目标,中央银行必须采用流动性管理策略保持当期流动性过剩与预期流动性过剩存在相互权衡的关系,同时降低短期名义利率对产出缺口和通胀率的反应系数,并根据预期流动性过剩与当期流动性过剩的比重调整对利率规则与流动性管理策略的依赖程度。     

最优能源强度与我国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证实存在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能源强度,并且最优能源强度与能源价格反方向变动.在此基础上,估计了近年来我国的最优能源强度,并测算了实际能源强度与最优值的差距.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实际能源强度高于最优值达3万吨标准煤/亿元以上,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最后提出了在保持最优能源强度的前提下降低能源消耗的政策建议.     

我国钢铁产业最优集中度的系统性测算——基于企业与产业双重效率目标诉求和2007年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企业和产业双重效率目标诉求的系统视角,以及不同集中度产业中单个企业市场需求曲线变化规律的科学界定,就2007年我国钢铁产业的最优集中度进行实证测算。实证测算结果表明,当年我国钢铁产业的最优产量为33 000万吨,钢铁企业的适宜数量为5-10个,单个钢铁企业的适宜规模为3 300-6 600万吨。研究表明,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最优集中度是可以通过模型构建和数量分析得到精确界定的,产业集中度的优化调整应以最优集中度的精确测算为基准。     

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及在中国的实证

本文基于一个由二次损失函数以及线性约束条件构成的典型L-Q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根据均衡的一阶条件,给出了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解。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数据,建立和估计经济结构模型,计算和比较了不同央行目标函数下最优规则解性质与特点。结果表明,在我国当前处于转型经济和通胀波动频繁的条件下,央行仅关注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最优利率规则解不能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名义锚,而扩展型的最优利率规则解具有更好的性质,可为我国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更好的参考尺度。     

垂直贸易、财政政策与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

笔者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将进口中间品和财政政策纳入分析框架,在保持贸易余额不变的目标下,计算一篮子货币最优权重。研究发现,即使第三国实际汇率不变,本国实际汇率仍需对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动和中间品价格变动作出反应,最优货币权重会受到进口中间品产出弹性的影响。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基本验证了该结论。     

中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比较分析

本文测算了1979—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历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并对三次产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三次产业TFP存在差异。并通过资源再配置效率(TRE)模型测算历年来产业结构变动的效率,分析中国产业间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资源配置效率趋势为正,应把服务业作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与最优次序——基于1996-2008年各省市地区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克服各项基础设施同时回归导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基于基础设施的边际产出与最优规模分析框架,采用中国1996-2008年各省市地区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各项基础设施和政府总投资的边际产出分别为5.765、2.520、1.420和1.276;最优规模分别为4.66%、3.29%、5.02%和20.95%;各项基础设施的实际投资均低于最优规模。因此,为使政府投资收益最大化可按边际产出大小顺序优先次序投资;而根据各项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和紧迫程度,则应按实际投资与最优规模差距由大到小顺序进行投资。     

产业结构偏离是否会导致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

长期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一直存在偏离现象,然而少有研究系统讨论产业结构偏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本文基于最优产业结构测算以及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分解方法,系统讨论了产业结构偏离对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微观机理.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偏离程度越高,总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越严重,并且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组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发挥作用,原因可能在于制度性因素与产业政策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地区比较优势无法充分发挥,阻碍了生产要素溢出效应的产生.     

工资变动、汇率变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跨国行业数据的动态分析

名义工资与名义汇率作为引导资源配置的重要价格性指标,如何变动与调整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动态一般均衡理论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发现,名义工资增长对制造业部门内部的产出结构优化存在积极影响,而名义汇率贬值能够对部门间产出结构优化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为有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适度提升名义工资,保持名义汇率相对稳定或适度贬值。     

中国GDP增长与CPI:关系、均衡与“十二五”预期目标调控

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动态关系的认识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然而,目前在线性和静态的分析框架内未能揭示出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动态关系。本文运用1996—2009年GDP增长率、CPI与M2增长率的季度数据建立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GDP-CPINLDS),揭示了我国最优的季度GDP增长率和CPI,以及零通货膨胀的季度GDP增长率。总体上,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处在次优化的非均衡运行状态,两者呈现出同向性变动的特点。最优调控实验表明,仅调节M2增长率不能完全实现"十二五"调控目标。文章建议"十二五"期间要以调控GDP增长为导向,以从紧货币政策为基础,配合多种调控手段,形成强有力的联合调控机制,以确保GDP增长率和CPI目标的最优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