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引领产业结构变动

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引领产业结构变动的可能性。本文构造了中国省级官员与四位数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省级官员对辖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在1998-2007年间,平均而言,省委书记省长在短期内能引领辖区产业结构变动;其引领效应随任期增加而下降。本文的发现是相当稳健的,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在短期可以靠官员,在长期主要靠市场。     

地方官员如何发展本地经济？

每年回老家,和地方官员聊天时,他们经常问笔者一个问题：你是经济学博士,能不能讲讲我们怎么搞好本地经济？一开始,我们对这个问题感觉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并不十分了解每个地方的实情。后来,我们就介绍一些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但是不同工作环境的官员对此又感到意犹未尽。这可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非常难以回答的大问题。首先,在一般意义上地方官员会如何发展经济？其次,不同层级的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再次,不同地区的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方式又有什么不同？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和讨论之后,决定在这里写下我们的初步想法。     

标尺竞争、地方官员自利行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在本质上表现为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所以中国式标尺竞争就表现为"为增长而竞争"的晋升锦标赛。论文基于政治委托代理的研究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来研究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一方面,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地方政府官员必然追求本届政府或个人任职期限的短期政绩最大化;另一方面,为了能使自己在政治锦标赛中获胜,各个地方政府在配置财政资源时会竞相模仿从而使财政支出出现"结构趋同",这种趋同性会随着政治锦标赛的升级而一直处于锁定状态。所以,地方官员自利行为是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根本原因。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成为一种常态,现有文献忽视了其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在理论上,我们讨论了多种地方官员更替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机制,强调省长、省委书记更替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在实证上,我们采用1979—2006年间我国29个省区的官员更替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因地方官员更替频率、更替的地方官员的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官员更替主要影响辖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对如何现实省区经济平稳增长的理解。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成为一种常态,现有文献忽视了其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在理论上,我们讨论了多种地方官员更替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机制,强调省长、省委书记更替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在实证上,我们采用1979—2006年间我国29个省区的官员更替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因地方官员更替频率、更替的地方官员的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官员更替主要影响辖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对如何现实省区经济平稳增长的理解。     

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中技术结构变动的分析

一、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关系　　所谓技术结构是指各种技术在各个产品生产和工程中的运用规模以及基本生产资源的相应分配。　　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技术结构是导致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的重要因素，技术结构合理化及高度化的程度直接关联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而反过来，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制约着技术结构的演变。　　合理的技术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生产要素不发生流动的情况下本身就能带来产业结构的改进；二是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流出流进，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的基础上带来产…     

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对就业的显著性分析

通过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将中国四大地区数据进行汇总,得出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对就业有重要影响,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就业正相关,产业结构变动速度与就业负相关;产业结构变动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就业破坏效应,产业结构变动的净结果使就业增加。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地区性差异。     

福建省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产业结构的适时调整相伴而生，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强弱将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兴衰，决定着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因此，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速化演进，增强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以结构优化求速度，以结构协调求效益，应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追求目标。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来国家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促进省区平衡发展,但国内还没有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地实证分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结果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增进对加强干部交流破解省区发展不平衡的理解。     

中央官员来源与地方经济增长

本文将1985—2007年中央官员的来源按籍贯与工作经历进行了划分,尝试系统考察中央官员对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官员对其籍贯来源省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曾工作过的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并且这一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其籍贯来源地的投资率来实现的。进一步运用分位数回归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上述作用对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拓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作用的认识。     

钱随官走:地方官员与地区间的资金流动

本文检验了地方官员对地区间资金流动的作用。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的数据,在匹配省委书记个体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官员政治关联地区即出生地、第一工作地和来源地的资金是否会跟随官员流动,并进一步检验了官员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非任职年份,在官员任职期间,其出生地和来源地的资金会更多地流入任职地区,存在"钱随官走"的现象,但第一工作地的资金未显著增加。而政治关联强度越大的地区,"钱随官走"的效应也越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基于情感和理性的平衡,这一效应还会因官员的任期、年龄及来源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本文的结果表明地方官员与资金流动的关系可能是源于官员情感与理性的平衡。本文的结论为完善我国地方官员治理及深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的性质与特征,并试图揭示这种特定模式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及其各种特有问题的内在关联。本文认为,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由于晋升锦标赛自身的一些缺陷,尤其是其激励官员的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它目前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     

Computeriz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I develop three measures of structural change on the basis of U.S. data: changes in occupational composition, changes in input–output technical coefficients, and changes in capital coefficients. Using pooled cross-section, time-series data for 44 industries over the period from 1970 to 1990, I find that computer investment per worker has ha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egree of occupational change and changes in input and capital coefficients.     

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博弈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理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稳定子博彝完美均衡的委托代理框架下,抓住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征,考察了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彝行动,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型化.地方经济发展本身面临不确定性,其发展绩效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发展收益在政府和企业间的分配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清廉程度,而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和清廉程度均取决于中央提供委托代理合约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中央能够对地方官员设置合理的政治激励与经济报酬激励,以获得高政治支持,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增进经济增长与和谐共融.     

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

本文试图从生产技术角度构建一个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同时容纳Kuznets事实和Kaldor事实。模型经济由最终部门和多个中间部门组成，最终产品由各中间产品以CES函数形式生产。各中间部门的技术增长率不同，而这种差异引起经济结构变化，并导致中间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进而决定各中间部门之间要素流动和产值相对份额变动。最终产品的技术增长率为各中间部门的技术增长率加权平均和，并随经济增长单方向变动，变动方向与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大小相关。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presents a model in which a country's measured average propensity to save endogenously rises when its economy industrializes. The model has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Only agriculture uses land. If at early dates income per capita is low, agricultural consumption is important, land is valuable, and capital gains on land may constitute most wealth accumulation, leaving the country's NIPA APS low. If exogenou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aises incomes over time, Engel's law shifts demand to manufactured goods. Then land's portfolio importance relative to reproducible capital diminishes and the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s account saving rate can rise.     

Economic Policy for Structural Change

Starting from a conceptualization of structural change as an uneven phenomenon punctuated by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that give rise to long-term movements of real and monetary variables, i.e. long waves, this paper puts forth an explanation of radical technical change. Then, drawing upon Post-Keynesian theory, the neo-Schumpeterian school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and the work of Luigi L. Pasinetti, we suggest guidelines for economic policy to manage structural change and its consequences. While economic policy cannot by itself fully tame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it can ameliorate its disruptive effects, firstly by helping us to manage the stagnation phase of the long wave in order to avoid a deep depression; secondly by preparing the way for a new long-wave and, thirdly, by facilit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or the diffusion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paradigm. The paper concludes by comparing these suggested policies with those pursued by the dominant western economi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e find that three broad factors—a misdiagnosis of the nature of the crisis that began in the 1970s; a shift in power relations that was strongly unfavorable to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rise of neoliberal ideology—led to the adoption of policies that had disastrou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