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家庭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

政府在促进文化消费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的家庭经济数据,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家庭文化消费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在城镇和农村家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表现出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增加有助于提高家庭文娱支出占比,且在缩尾处理和更换关键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核心结论仍然成立;但是,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对文化消费的挤入效应主要局限于城镇家庭及中低收入家庭,对农村家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的刺激作用不显著。应继续扩大文化事业财政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重点扶持农村文化娱乐消费,同时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     

农业生产率如何影响农村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农业生产率与农村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率提高是推动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增长的重要动力;相比生存性消费支出,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家庭享受性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大。在影响机制上,农业生产率可以通过影响农村家庭收入进而影响家庭消费情况。人力资本积累在农业生产率影响家庭消费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家庭消费的正向影响。过去各年度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村家庭消费均存在正向影响,且越早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越大。此外,相比户主从事非农生产家庭,农业生产率对户主从事农业生产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相比高消费水平农村家庭,农业生产率对低消费水平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结论表明,国家惠农政策向农业生产率提高和教育投资领域倾斜,对于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推动农村家庭消费支出提高和消费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老龄人口占比对广东省居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基于CFPS2016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广东省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分组回归的方法,就家庭老龄人口占比对于消费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从家庭异质性的角度,家庭老龄人口占比对低消费、户主低学历及农村家庭的消费负向影响更大;从消费类型异质性角度,家庭老龄人口占比对医疗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与通讯支出、衣着支出和教育文娱支出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在部分类型支出的全分位数回归中存在“断点”现象。     

城镇居民不同养老保障类型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不同的养老保障类型对城镇家庭消费量及其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家庭相比,参保家庭的消费支出将增加19.2%,拥有退休工资的家庭将增加20.7%;从不同家庭类型来看,社会养老保障对低收入、老年组的消费促进作用显著;而在消费占比上,家庭用品的消费支出占比相比没有社会保障的家庭显著增加。     

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2004年，邛崃市物价曾一度出现持续上涨态势，尤其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较为突出。其结果，一方面调动了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扩大了农村消费；另一方面也增大了城镇居民家庭支出，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困难。为进一步了解价格上涨给各阶层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关心下岗职工、城市、农村低保家庭等弱势群体的生产和生活，我们对邛崃部分市场经营、工矿企业、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村村民，采用面对面访问方式进行了调查。现以调查资料为依据作一些分析。     

物价上涨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及对策

今年上半年以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国内以农产品为主的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出现较快上涨。西安市1-6月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2%,八大类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有六类出现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0.7%。城市居民和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明显增加,上半年,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4188.3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6%,增幅高出全市平均消费水平10.3个百分点。CPI的较快上涨加大了城     

子女数量与家庭消费行为: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重点探讨子女数量变动对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考察其内在作用机制,发现:(1)从整体上来看,在采取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子女数量的增加能显著提高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和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的占比.(2)当户主年龄小于40岁时,子女数量增加会对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带来负面影响,而对于户主年龄为其他分组的家庭,子女数量与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均呈正相关关系.(3)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子女数量对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正向效应大于城镇家庭,但对城镇家庭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家庭.(4)从作用机制来看,子女数量的增加一方面通过减少家庭预防性储蓄直接提高家庭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另一方面也通过家庭房屋资产的增值间接对家庭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房屋价值在子女数量对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发展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的影响路径上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效应存在城乡异质性.     

农民收入性质对农民消费支出决策过程的影响研究

长期以来,农村居民低收入,低消费,不仅阻碍了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影响了国内市场需求。从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分析发现,收入的来源、时间、途径、多少以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都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使得农村居民消费在相应时期产生变化。加快完善我国农村市场、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增长等对于正确引导农村居民消费决策,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比率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支付推动居民家庭消费升级了吗？

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支付的发展与普及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方式的变革。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支付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支付会显著提高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在纠正选择性偏误和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即数字支付可以推动居民家庭消费升级;（2）数字支付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缓解信贷约束两个渠道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而金融素养水平会正向调节数字支付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3）数字支付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中表现更为显著;（4）随着消费层次的提高,数字支付使用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以上结论可为全面认识中国家庭消费行为提供新的视角,对于激发消费潜力、畅通经济双循环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对影响我国居民人均就医次数的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一组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在对于医疗产品进行简单分类的前提下,对于影响人均就医次数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医疗产品存在学习效应,而这种学习效应导致的外部经济性会逐步减少人均就医次数。同时也发现人均医保基金的支出和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人均就医次数有较高的正向影响,因此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逐步提高医保基金的保障水平是促进我国医疗产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建立开放型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京晋两地实例分析

通过对北京和山西两地居民基本社会医疗保险选择意愿的调查分析,对政府卫生支出进行估算,探索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社会医疗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运用2011年的实证调查数据,采用交叉列联表、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对比北京、山西居民对基本医疗保险的选择意愿及其人口学因素,估算统筹城乡医保后两地政府卫生支出的变化。结论是：按照户籍、是否就业划分的医保制度在两地均不能满足所有居民的医保需求;影响两地医保选择的共同人口学变量有户籍、是否有商业保险、家庭人数、家庭年收入;若允许居民自由选择现行三大医保,北京市需多投入119.929亿元,山西省政府可节约109.815亿元。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京、晋两地将现行三种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转化为统一制度下的三种医保水平并允许居民自由选择,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构建我国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

现阶段,我国城乡基本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保障制度,但这种医疗保障制度仍然是按照城乡二元化分开运行的,所以,城乡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发展很不平衡。根据国外经验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我国应将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设计成三个组成部分：即整个体系的主体是与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与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接轨的＂多元化＂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同时,发展面向更高医疗保障需求的补充性医疗保障制度;健全面向特困户、五保户以及残疾人口的医疗救助。这三个部分各自面向不同的群体和需求,可以灵活运作、各为所需,又能互为补充,可弥补目前新农合的功能缺陷。     

区域差异、民生支出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证

本文在最优消费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下,考虑我国区域差异中城乡居民消费的特点,将政府民生支出引入消费函数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政府民生支出与居民消费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民生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正向关系;政府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各地区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大于民生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因此,今后政府民生支出应向农村居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倾斜,以促进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     

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结构变动及需求弹性分析

本文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利用1998、2003年浙江省农村家庭消费开支调查资料,对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试图揭示出消费结构的特征和变动方向,以认识和把握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从而为浙江省制定宏观产业政策、产品结构调整以及企业制定营销战略提供参考信息.     

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方案的系统动力学模拟

针对我国现行的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本文首次建立了模拟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运转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提高医疗保险制度的效率、有效控制成本为前提对各种费用控制的改革方案进行了模拟和比较分析,为医疗保险体系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福利效应分析：微观数据的证据

利用2000年和2006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和倍差方法,以参合农民为作用组,非参合农民为对照组,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福利效应作了实证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增加了医疗服务利用;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对净医疗费用(扣除合作医疗补偿后的费用)没有影响。     

社会保障、包容性增长与居民消费升级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在消除贫困和促进居民消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手段。基于2010—2018年CFPS数据,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运用面板分位数、反事实估计、PSM-DID等方法探究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医疗保险和政府补助,养老保险对增加居民消费倾向有积极作用,各类社会保障均有利于居民消费结构由食品支出向发展型或享受型消费升级,且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消费结构升级有更显著的正向作用,表明社会保障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降低养老保险费率会导致养老金收不抵支吗?——基于2001—2015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率不仅影响养老保险基金的自我平衡,也对企业成本及劳动者的参保行为具有重大影响。本文以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研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率对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名义费率确实偏高,对基金收支平衡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降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名义费率不仅不会导致基金收不抵支,反而会提升基金的收支平衡能力;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名义费率可下调至20%。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费率与基金收支平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养老基金平衡能力呈先强后弱趋势;东、中、西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费率依次递增,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提高养老保险实际费率均能显著提高基金的收支平衡能力,但其影响机理存在较大的差别——东部地区由市场机制决定,西部地区则是由于参保人员多为体制内员工所致。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参保率对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显著为正,制度赡养率对基金收支平衡的影响显著为负。因此,应尽快实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以确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缴费阶段和待遇享受阶段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