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援印抗中”策略不可取

华盛顿将印度视为应对中国崛起的方法之一，然而对中印国家利益和国际行为的客观分析表明，两国都将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挑战，尽管挑战的方式可能不同。     

美国非政府组织外交对我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启示

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起步早、规模大,发展相对成熟,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美国非政府组织外交对于塑造美国国家形象、输出“美式”意识形态、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鉴于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实现崛起的国际战略,我们应该积极借鉴美国非政府组织外交实践,并大力鼓励中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化发展.     

国家安全战略指导重心与对外关系战略基点的转变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必然要求战略指导的重心适时相应地做出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指导重心由维护生存利益向维护发展利益转变。要有效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需要我们从国家利益日益拓展的新现实出发,从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新现实出发,精心筹划。与此相适应,把对外战略的基点由以往基于应付“共同威胁”转向基于寻求“共同发展”,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选择。近年来中国所主张与实践的“新安全观”正是这种对外战略新思维、新基点的生动体现。此外,作者还讨论了建构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问题。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以及我国理性应对简

近几年来,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多管齐下推进其亚太战略调整。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国应做到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理性应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通过多种手段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以及我国理性应对

近几年来,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多管齐下推进其亚太战略调整。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国应做到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理性应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通过多种手段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南海问题众生相及我国策略

自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就被美国视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强力竞争者.为了阻遏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制定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以美国为首,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为马前卒,挑起争端,恶化了南海问题.东南亚其他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南海问题有不同的态度.南海问题已成为中国崛起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我国已从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制定了相应的策略,打出了灵活的组合拳.     

权力变迁冲击下的东亚安全新态势

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是影响安全格局调整的主要变量。随着中国崛起,东亚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变迁,但还远未出现权力转移。即便如此,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也正在出现深刻的调整和变化。权力变迁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主导未来区域安全架构的演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政策话题。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单极霸权体制下的东亚安全。美国意图在安全和经济两条战线上把握东亚区域政治发展的主导权,维持区域内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同盟依赖,牵制中国崛起并力图削弱中国崛起给美国单极霸权所带来的消极地区效应,充分获取中国崛起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诸多战略红利。面对中国崛起,区域内国家会采取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借重域外因素的影响力或者实施新的区域战略等方式调整相应的安全政策。中国崛起的未来应该是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同时发展中重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东亚安全新秩序。对于权力变迁所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重组,必须要有深刻的认知以确保战略的正确导向和积极效应,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双重进程中重建东亚安全的未来。     

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变更将会导致国家战略行为的变化,这是国家为了安全利益而必然采取的“自助行为”。新的战略选择可以包括“制衡”、“搭便车”、“推诿”或者变成更为紧密的“合伙人”。通过考察和分析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一个国家对权力变更采取战略选择最重要的变量是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并非对权力变更后的“威胁”知觉。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日关系“复杂化”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而是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联美抑中”的战略选择。它不仅导致了中日关系中“权力因素”与“认同因素”的恶化,也为日本政治精英追求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崛起”提供了条件。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原则和思路

展望“十一五”乃至未来20年，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外部环境将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国际产业转移将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外部形势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应对战略进行系统调整，才能不断适应国际产业转移提出的新要求，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发挥天津港在中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作用

新丝绸之路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一些有影响的大国,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在内,都试图大做文章,以寻求其某种战略利益。我国作为新丝绸之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的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并维护国际区域经济稳定和发展,应该当仁不让地发挥重要作用。而发挥此方面作用的重要途径是发挥国内有关城市的港口经济,特别是发挥天津港口经济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