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2010年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利用1982年以来的广州市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广州市老八区的人口空间分布演化,认为广州市人口郊区化趋势明显,形成了制造业和房地产大规模开发的带动下的人口快速增长的扇形区域。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带,空间集聚特征高。人口分布多中心结构基本形成,次中心的人口空间集聚能力增强,次中心的形成得益于外来人口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区交通便利的城中村大规模集聚,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反映了制度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研究可为城市旧城更新改造、职住空间平衡与城市通勤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提供参考。     

重庆市“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分异及耦合协调性

综合运用熵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挖掘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并以重庆市为例,对研究区2002—2012年"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度、协调指数、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差异进行测算、分析,以期为重庆市未来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序列上看,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受区位条件、国家和地方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特征;2从空间格局上看,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协调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空间非均衡性较为显著,呈现出以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为中心,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差异特征;3城镇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偏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现阶段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两个关键性因素。     

转型期广州市服务业区位演变及布局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都市服务业发展迅速,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服务业在城市聚集、扩散导致的区位演变及空间格局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以广州为例,在采用服务业四分法基础上,运用199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1996、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年以来广州市不同类型服务业就业和基本单位的区位演变、区位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程度下降,新中心区集聚程度上升,总体上形成"双中心"格局;分配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明显下降,向新中心区及外围区扩散,布局逐步均衡化,但不同部门差异明显;消费性服务业从老城区逐步向外围区扩散,中心集聚仍较高,且有随人口均衡布局特征;社会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减弱,在新中心和外围区集聚增强,呈团块状或局部集聚.与国外相比,广州市服务业区位特征是"多中心集聚"区位.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态势及其机制研究——以北京、上海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中国超大城市的人口发展呈现持续增长,主城区人口密度不断增加,这种发展模式不仅给超大城市自身带来"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也制约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构建。研究表明,超大城市人口持续过度聚集的原因在于其吸引腹地广阔,城市中心区拥有吸引人气的商务、休闲和文化空间,其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持续显现,以及地区收入差异长期存在和郊区新中心生活服务品质不高等;因此,在人口疏散时需顺应经济和人口迁移规律,重点增强外围新城的集聚力,促进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均等,推进"主城-新城-区域"的功能一体化发展。     

产业集聚的起源:一个中心外围模型的扩展

区位因素形成的外生比较优势与集聚因素形成的内生比较优势是共同决定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心外围模型仅考虑了集聚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本文则将区位因素也纳入该模型。结论表明,区位优势利于集聚的发生,对区位因素依赖大的产业具有更大的集聚倾向,但并非所有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都可以形成产业集聚,当集聚因素作用足够大时,失去区位优势的集聚仍可以维持稳定。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以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从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微观视角实证分析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这一过程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在市域范围内,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以城市中心为原点,随距离增加集聚程度先升后降;两次经济普查期间呈现向心集聚的发展趋势,但总体集聚度有所减弱。进一步地,距离最近地铁站的距离、距离机场的距离、到中轴线中心距离等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路网密度以及距离制造中心的距离的作用较弱;政策新区和发展区规划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集聚水平对当期的集聚影响较大,以上因素共同决定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圈层+极化"的空间布局。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影响因素着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集聚区位、集聚过程等进行科学引导的政策建议。     

广州市连锁超市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华润万家超市与好又多超市为例,结合不同品牌、不同业态分析连锁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1连锁超市总体上呈现向心圈层分布,并表现沿城市主干道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的态势;2不同品牌连锁超市的空间集聚现象都很明显,呈现从中心城区到外围递减的集聚特征,但不同品牌、不同业态连锁超市的空间集聚程度不一;3人口规模、消费能力、城乡差异、交通通达性及附近有无商圈均对超市区位选择影响呈现正相关,但不同品牌、不同业态类型超市之间区位选择侧重因素不同。     

太原市吸引外来人口集聚对策研究

人口的集聚能力成为衡量省会城市发展活力和辐射周边地区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不少区域性中心城市放开户籍政策,制定含金量很高的人才政策,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展开激烈的"抢人大战",并以人口集聚作为吸收各类稀缺要素和配置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太原市与全国其他省会城市相比,人口规模总体偏少,人口净增量小,人口结构变化明显、人口红利衰减严重,城镇化率高,急需要紧抓机遇,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大力建设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多的人口集聚带动资源要素集聚,保障全省转型发展。     

关于南平中心城市建设若干问题的研究

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和社会资源集聚的主要载体,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起龙头、支撑、集聚、带动和辐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南平中心城市建设经历了大规模旧城改造到拉开城市框架、加快新区建设等变迁过程。从横向对比来看,南平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中心城市的差距越来越明显,集聚功能偏弱,发展空间受限,并成为制约南平加快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城市依附、社会嵌入与金融产业集聚——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世界上许多城市已经实现了金融产业的集聚式发展,并有效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为在中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发展模式,以中心-外围模型和社会嵌入理论为理论分析基础,推导出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中国不同地区的空间差异因素,对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城市的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产出水平、商业销售水平、财政支出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位于东部地区等因素对该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而居民储蓄水平则呈负向影响。为此,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应实施不同类型的金融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应发展多元的金融组织体系,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获得更快更好的增长速度;政府应加大对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应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培养和吸引优秀的金融建设人才。     

城市电影院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以西安市为例

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估计与标准差椭圆等Arc 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演变的视角对西安市电影院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电影院作为居民文化消费场所,与城市经济、文化活动空间布局相一致,在城市总体空间布局上呈现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中分布于城市的传统商业中心与新兴的次级中心,并由中心向外围递减。(2)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促使电影院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发生演变。在城市新区建设和电影消费大众化的双重作用下,西安市电影院从单核心集聚向多核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转变;电影院空间总体布局的演变与城市扩展与建设趋向相一致,空间分布范围从中心城区向近郊城市新区扩展,在城市新区形成新的核心集聚区。(3)商业综合体成为电影院布局的主要区位,电影院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商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空间形态新转变。     

人口集聚与雾霾污染:基于生存型消费视角

以居民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为视角,利用地级市人口数据构造了30个省份人口集聚指标——省际蔓延指数,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人口集聚对雾霾污染的直接、间接影响及其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省级层面的人口集聚有助于直接缓解雾霾污染,但人口过度向省内中心城市集聚却不利于缓解雾霾污染;人口集聚将通过生存型消费各构成项间接影响雾霾。其中,人口集聚引致的食物消费增加会间接促进雾霾污染减少,但人口集聚引致的衣着、居住和交通通信消费的增加却会间接加剧雾霾污染,衣着、交通通信消费与雾霾之间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由人口集聚引致的生存型消费项的变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因此,从人口与消费综合方向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政策有助于防治雾霾。     

国外资本流入与空间集聚:基于经济自由程度差异的分析

本文将FDI和城市人口空间集聚问题相联系,将FDI对城市人口集聚的影响落实到传导机制的研究中来,着重探讨FDI对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的促进作用,以及这一传导机制与不同国家经济自由程度的关系.我们使用1980-2011年139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这种传导机制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且这种显著性受制于各国的经济自由程度.这对于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结构、改善城市发展环境、提高城市发展潜力及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省A级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以江苏省2001-2011年A级景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时空维度对景区的演变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时间维度上,江苏省景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低缓增长期(2001-2004年)与快速增长期(2005-2011年)两个阶段,表现出景区内部发展的非均质和景区间层级差异的显著性特征;空间维度上,景区集聚程度与其等级呈高度正相关,景区的发展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空间扩散特征,分布重心具有由南向北迁移的态势.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江苏省A级景区时空演变的影响要素和动力机制,认为其主要包括经济驱动力、市场驱动力、政府调控力、交通驱动力等外生动力以及资源驱动力、品牌驱动力、科技创新力等内生动力,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景区空间结构优化措施.     

人口双向集散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及其空间梯度

人口集聚的向度和深度调整,就会反映为城乡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利用"五普""六普"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以及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2018)从县域层面对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进行识别和区分,并利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县域层面人口双向流动对城镇化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空间集聚具有明显的"节点"特征,人口自分散的区县向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市辖区的集聚过程十分明显;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双向集散过程对城镇化有不同的空间非平稳影响;城镇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梯度性;人口负担反映的劳动力不足是制约县域城镇化的重要机制渠道;人口集散过程通过地区人口抚养比调整机制对城镇化形成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非农化程度和人口密度也是城镇化实现的重要基础;市辖区依旧是城镇化中心,相比县城具有更强的人口吸纳能力;城镇化要选择何种路径是未来区县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中国分县城乡人口老龄化时空差异与机理

以人口普查数据为支撑,刻画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时序演变特征,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研究县域城乡老年人口空间差异与关联性,并结合空间回归模型对差异背后的机制进行解析。主要结论为:①城乡老年人口绝对量总体呈增长态势,不考虑政策因素带来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乡村老年人口始终高于城市,但增速较缓。②然而,乡村较城市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且速度快于城市,老龄化"城乡倒置"呈现"缩小-再扩大"的阶段性特征。③城市老龄化以东北三省、苏北及川渝为甚,乡村老龄化呈"三足鼎立"之势,以乡城人口流迁主导的城乡差异格局开始凸显,具体围绕长江三角洲、川渝、呼包鄂榆城市群郊县分布。城乡老龄化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乡村集聚性大于城市,区域不均衡较城市更明显。④新时期,人口迁移构成城乡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人口因素对城乡人口老龄化影响各异,经济因素影响不显著。文章旨在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城乡人口统筹发展指明方向,为城乡后社会主义老龄化理论探索提供依据。     

黑龙江垦区城镇人口集聚探析

黑龙江垦区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要求之一是土地规模经营,农业人口必然向城镇和中心城集聚。论述了垦区人口集聚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城镇人口集聚现状,从城镇人口布局结构、产业结构、农业生产装备技术水平、农作物种植结构和人口集聚成本方面分析影响人口集聚因素。提出了完善垦区城镇人口集聚的建议,这对加快垦区人口集聚,促进垦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一定作用。     

兼顾效率和平衡的城市空间结构——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2001—2017年中国276个地级城市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分析框架探究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中心结构能够显著提升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综合绩效表现,但城市人口规模越高,多中心结构越有利于实现城市效率和平衡的兼顾发展。单中心结构与空间干预政策组合或多中心结构搭配空间中性政策能够实现经济-环境效率和平衡发展的“多赢”;进一步将空间干预政策细分为环境污染监管政策和积分落户政策,发现通过采用积分落户政策以控制人口规模降低了效率和平衡的综合绩效表现,而提高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管则显著提升了综合绩效。综上,单中心结构+空间干预政策和多中心结构+空间中性政策的组合分别从形态和政策导向视角说明了绿色经济会在空间集聚中走向平衡。     

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依据兰州市2016年工商企业登记数据,运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不均衡,自东向西依次为中心高密度地带、过渡地带、扇形低密度地带,呈现出"圈层+扇形"的空间结构特征;从不同行业来看,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趋势更为明显,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集聚趋势较弱,并且除金融保险业呈现出多中心的集聚特征外,其余行业都是单中心集聚;就不同规模而言,较大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大但集聚程度较弱,而较小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小但集聚程度较强,成为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主导力量;城市功能分区、地价租金水平、交通便捷程度、办公空间分布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     

山区城市化发展集中化战略

山区城市化与平原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有所不同,山区城市化的发展受到用地条件和经济基础等因素的限制,山区城市化的过程是一种不均衡发展的过程,城市是区域的增长极,是区域的核心,应优先发展中心城市,通过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即采取集中化战略,主要要有以下三种方式目标集聚战略、产业集聚战略和人口集聚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