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基于跨期一般均衡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关于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关系的跨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然后利用1981-2009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中国实际外部财富、贸易条件以及国内外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中国实际外部财富的急剧攀升会引发人民币实际汇率快速升值;中国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会促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而国外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则会降低人民币实际汇率,净效应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并不能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波动;中国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不明显。短期内,中国实际外部财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关系与长期一致。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保持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已达到合理均衡水平了吗?

本文运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选取中美两国1991—2012年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GDP和就业人数作为样本数据,构建了相对劳动生产率指标(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之比),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由此测算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实证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与两国实际汇率走势呈反方向变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持续上升是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根本原因;在2011年以后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已稳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浮动区间,人民币汇率已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即人民币汇率已基本达到合理均衡水平。因此,中国应在有效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前提下,适时、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础上的双向浮动。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1978-2005)-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的重新考察

依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一国经济追赶伴随的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相对增长”会派生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可贸易与不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各自增长、相对增长、国际比较增长等指标进行系统估测,发现上述结构性生产率指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存在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推论一致的经验证据;利用人均或劳均产出等总量性生产率指标检验这一理论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解释力,则存在理论假说变量与度量指标选择不兼容的问题。     

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1978-2005）——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的重新考察

依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一国经济追赶伴随的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相对增长”会派生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可贸易与不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各自增长、相对增长、国际比较增长等指标进行系统估测，发现上述结构性生产率指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存在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推论一致的经验证据；利用人均或劳均产出等总量性生产率指标检验这一理论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解释力，则存在理论假说变量与度量指标选择不兼容的问题。     

实际汇率、工资和就业--对中国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实证研究

在同时考虑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情况下,实际汇率贬值会增加贸易部门就业,但会减少非贸易部门就业,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按照理论分析的结果,文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国两部门实际工资及就业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显著增加贸易部门就业,但非贸易部门就业对实际汇率变动不敏感,而两部门的实际工资和实际汇率之间则都没有协整关系存在.进一步检验发现实际汇率变动对就业在贸易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结构也没有影响.总的结论认为,即使考虑到非贸易部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整个就业也是不利的,而贬值有利于整个就业.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两部门生产率差异的关系——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实证分析

长期实际汇率主要取决于经济的供给面,即生产率的变化,这一思想体现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模型中。文章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出发选择合适的计量模型,然后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表示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通过差分回归模型和协整检验来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两部门间生产率差异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结论。在1980~2004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与中国两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变化趋势基本相符: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幅度大时,人民币趋向于贬值;而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幅度大时,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向于升值。     

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因素分析与对策探讨

中国外汇储备已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被认为是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受到贸易条件、相对技术进步和外商直接的投资等因素变量的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对外汇储备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人民币实际汇率大幅升值来调整外汇储备增长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当前应该采取措施促进非贸易部门的技术进步,适当增加进口,优化外资引进政策以减缓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中国实际利率与实际汇率相互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拟研究汇改前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国实际利率的不同影响.本节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前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国实际利率、美国实际利率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实际汇率、美国实际利率对中国实际利率的短期和长期动态影响如何? 利用方差分解,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美国实际利率对中国实际利率贡献度的大小.本文的研究对我国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如何维持利率政策独立性,避免利率政策对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做出过度反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汇率错位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

依据1995-2011年的季度数据,通过GARCH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进行了测算,并基于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对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程度进行了估计,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以及错位对中国制造业各分类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长、短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及汇率错位对不同分类产品的影响均表现出负向影响,但影响效果因产品特性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各分类产品出口短期内均具有自我修正的动态机制。货币当局在关注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值的同时,应进一步减少汇率波动及错位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出口商品结构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

传统文献在运用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BSH)研究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的实际汇率时,大多只讨论了该经济体本身的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而忽略了两国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的差异,以致研究的结果并不一定符合BSH。本文通过拓展BSH认为:一国实际汇率的变化不仅取决于两国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还取决于两国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差异和资本的产出弹性,而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正好反映两国间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相对的变化和资本的产出弹性。     

相对政府支出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

政府支出通过资源的退出渠道和消费的转移渠道影响实际汇率.本文首先讨论政府支出对实际汇率影响的模型,利用协整的方法对现实的数据进行了检验,证明了中美两国相对政府非贸易品人均支出、相对政府人均支出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然后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这三者的均衡方程做了估计,并得到了中美两国相对政府非贸易品人均支出、相对政府人均支出通过资源退出渠道和消费转移渠道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影响的长期效果.     

理解中国的实际汇率:一价定律偏离还是相对价格变动?

本文利用1997年1月至2010年9月的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进行分解,发现可贸易品偏离一价定律因素可以解释实际汇率波动的60%—80%,而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波动只能解释实际汇率波动的20%—40%。这意味着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需要更多地从可贸易产品出发,不应仅仅强调国内不可贸易品与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变化。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可贸易品因素对于解释人民币实际汇率占主导的结论,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发展阶段有关。但是,上述结论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失灵。事实上,当在计量回归中控制可贸易品偏离一价定律因素以后,巴萨效应在中国显著成立。只不过,相对于可贸易品偏离一价定律因素,巴萨效应对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是次要的。     

人民币汇率与FDI的关系对我国经济影响研究

在我国资本项目还没实行可兑换条件下,FDI在资本金融项目中占很大比重,是近年来资本金融项目顺差的主导因素,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常项目、资本金融项目与汇率的关系,同时因为中国官方公布的名义汇率不能敏感地反映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因此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文章就通过对我国贸易收支、FDI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关系的探讨来分析我国国际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国际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对外贸易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效果。     

消费-实际汇率悖论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居民消费比率是影响均衡实际汇率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通过构造均衡汇率模型来刻画居民消费比率和实际汇率的关系的方法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实证检验证实居民消费比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之间存在反常的统计关系,消费-实际汇率悖论在中国显著成立。居民消费比率的下降对实际汇率具有明显的下拉效应,居民消费比率下降1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程度增加5.2个百分点。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发展,关键在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消费比率,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出口贸易及其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风险——基于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对28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出口的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2005年汇改前后人民币名义汇率波动风险和实际汇率波动风险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无论是汇改前还是汇改后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风险对中国的出口均未产生显著影响;而汇改后,人民币名义汇率波动风险却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可见,相对于实际汇率波动风险而言,名义汇率波动风险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更显重要.     

人民币汇率导致了中美贸易顺差吗?——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93—2013年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的相互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不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在长期内,中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也不存在均衡关系。文章认为,中美产业分工与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是导致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不顾实际一味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于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并无太大效果,反而有可能干扰中国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和进出口贸易管理体制,对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汇率的非线性波动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将非线性平滑转移模型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相结合,使用实际汇率对相对生产率进行回归,并在回归残差的基础上建立STAR模型。结果显示残差存在非线性波动,并且具有两个转换函数的STAR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残差的非线性波动特征。证明交易成本、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等因素影响了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同时也说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影响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均衡值。     

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和协整理论,测算1984—2004年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季度状况,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在此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币值低估和两个阶段的币值高估。结合这21年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划分阶段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可以发现:较大幅度的实际汇率错位对涉外经济变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而低幅度的实际汇率错位,不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危害,经济系统本身可自动调节;另外,实际汇率错位对涉外经济变量的变动有非常好的解释作用,这反过来证明,对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状况的测算是准确的。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从1984—2004年整体时段来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实际汇率错位对出口和进口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基于跨期最优选择理论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以跨期最优分析框架为基础建立以中国贸易收支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中国1999-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FMOLS估计方法,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贸易部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对中国实际贸易余额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强劲;中国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实际贸易余额负相关,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会显著减少该地区的实际贸易差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提升对中国实际贸易收支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加重。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调节中国贸易收支的相关政策建议。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趋势分析——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本文结合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国情,在对标准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拓展的基础上,运用我国与美国的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检验.蛄果表明,在标准的和拓展的两种模型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均存在显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我国与美国间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差异决定了两国间相对物价水平的差异.其中,拓展模型更加适应我国实际国情,其效应比标准模型显著得多.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的分析框架对揭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必然趋势有很强的解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