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态势及其机制研究——以北京、上海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中国超大城市的人口发展呈现持续增长,主城区人口密度不断增加,这种发展模式不仅给超大城市自身带来"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也制约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构建。研究表明,超大城市人口持续过度聚集的原因在于其吸引腹地广阔,城市中心区拥有吸引人气的商务、休闲和文化空间,其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持续显现,以及地区收入差异长期存在和郊区新中心生活服务品质不高等;因此,在人口疏散时需顺应经济和人口迁移规律,重点增强外围新城的集聚力,促进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均等,推进"主城-新城-区域"的功能一体化发展。     

超大城市土地优化配置中的人口问题——以广州市为例

超大城市土地资源的短缺迫切要求实现土地的优化配置。本文以广州市为例,从土地优化配置要顺应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一角度入手,分析了在土地优化配置中的人口再分布、人口优化配置、新旧区之间的人口流迁、暂住人口和老年人口等问题,并提出了对策。     

我国大城市近郊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基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不少大城市近郊区都依靠外资发展起高科技产业,这一现象只是产品内分工条件下高科技产业生产制造环节向中国转移的结果,它体现了跨国公司对利润目标的追求,也符合大城市近郊在生产要素禀赋和交易成本节约方面的独特优势,并为其优化产业发展基础创造了条件;但跨国公司与东道地区政府毕竟存在利益博弈,如果不加引导,很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通过对上海闵行区笔记本电脑产业的实例分析.进一步探索了其优化发展的路径.     

加强精细化长效化管理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今年是城市管理加快发展、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管理工作要紧紧围绕“市容环境秩序全面跃升、长效化管理全面跃升、群众满意度全面跃升”的三大目标,突出推进属地化职责明确、精细化管理到位、长效化措施落实、数字化模式运行、法制化建设完善、社会化参与广泛等内容,力争实现城市管理的新跨越、大跨越。     

农业转移人口跨城市职业流动与公共服务获取研究——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利用2013年"千村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农业转移人口跨城市职业流动对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结果显示,受人力资本和就业层次的限制,农业转移人口跨城市职业流动的公共服务获取效应并不显著;但工作原因的职业流动能够显著提高其享有城市公共服务的概率,相反,被动式职业流动的公共服务获取效应显著为负.另外,...     

大城市物流需求变化的综合评价与规律研究——基于7个副省级城市的实证分析

城市物流需求变化规律是城市物流网络规划及物流节点空间布局的重要基础.在成都、深圳、南京、武汉、西安、青岛、长春7个副省级城市中物流需求的规模、质量、效率与效益指标选取基础上,将类比分析、工业化进程划分、比例换算与关联度分析结合,分析物流需求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城市,物流需求变化存在共性规律;物流业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率关系紧密,是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物流业对就业的支撑与带动作用有助于物流需求的规模、质量、效率与效益提升.     

组态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联动效应分析

在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创新融合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为合理匹配问题与方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NCA必要性检验方法,以29家上市银行(截至2018年底)为样本,根据国资委依据团体标准T/AIITRE 10001—2020《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所确定的数字化转型六大新型能力及其所对应的创新生态要素,探析创新生态要素组态耦合效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及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 主体能力(数字人才)、载体能力(数字渠道)、过程能力(数字组织)、对象能力(数字市场)、合作能力(数字伙伴)、技术能力(数字技术)均不是单独产生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必要条件;(2)存在3条驱动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模式：“渠道+组织”双轮驱动的点轴发展模式、“市场+伙伴”要素聚合的多极网络模式、“人才+技术”双重挖潜的业务极核模式;(3)存在4条驱动商业银行非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路径,根据核心驱动因素将其归纳为“渠道+技术”抑制型和“渠道+伙伴”抑制型两种类型。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组态视角审视商业银行“数字+”转型路径,使用QCA方法“由果溯因”的探究创业生态要素的协同耦合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揭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启发商业银行基于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自身重新定位并基于禀赋优势探索更具生命力和适应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对标和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标准联盟治理研究——基于知识转移视角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旧产业的碰撞融合使企业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企业更加需要依靠技术标准的稳定性来化解环境风险.加入技术标准联盟开展标准化合作,便成为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选择.文章从知识转移视角入手,聚焦于技术标准联盟情境探究影响其知识转移效能的相关因素,绘制战略性知识矩阵来展示其知识类型及现实特征,并依据形成动因—运行逻辑—流动路径的思路剖析技术标准联盟知识转移的作用机理,据此提出相应的联盟治理策略,以此为优化知识转移效能提供支持.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基于市值管理的视角

当前,数字化概念正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数字化转型信息可能成为企业市值管理的手段。本文以2007—2019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境下,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操纵行为。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企业会在年报中披露更多的数字化转型信息。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即在股价下跌、融资约束、业绩压力的情况下,该现象越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热度越高、信息环境越差,企业越有可能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进行市值管理。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会带来资本市场的正向反应,产生股价提升效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的同时并未相应增加长期投资。研究为监管部门防范治理概念炒作乱象,规范股权质押后的信息披露行为,降低金融风险,提供经验证据。     

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增值税税率降低的视角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是政策支持的关键。以2018年5月实施的增值税改革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增值税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增值税减税在2018年政策出台当年及之前年份中政策效应并不明显,而在2019年与2020年政策效应更为显著。从具体机制来看,增值税减税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升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体系,落实落细相关政策,通过减税政策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增强企业长期经营信心,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不同数字化路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较少研究关注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管理数字化有利于全面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全局性作用）,而生产数字化只与创新产出正相关,与研发投入和创新投入产出比无显著相关性（局部性作用）。第二,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对不同规模、类型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存在非线性关系,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而在大型企业样本中,两者的关系不显著;与高新技术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强;管理数字化显著提升不同产业链位置企业的创新能力,而生产数字化的上述作用则具有偏向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要加强对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的支持力度,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精准化和差别化政策,以提升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同群效应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与地区同群效应,且二者通过不同路径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有利于增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而地区同群效应则会加深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地区同群效应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产生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逻辑,厘清不同类别数字种群环境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息处理理论视角下国有企业数字化的驱动因素与转型机制——基于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

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国有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与重构产业生态的重要战略。本研究基于信息处理理论,以“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探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实现机制以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信息处理需求,驱使国有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其信息处理能力。其中,不确定性主要包括环境不确定性、任务不确定性和任务依赖关系的不确定性;(2)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横向关系,投资垂直数字化平台以及两者之间不断迭代进行数字化转型;(3)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绩效,重构产业生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数字中国”背景下战略联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效应及驱动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构筑企业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也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施“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战略联盟视角,理论分析企业参与战略联盟对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采用大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参与战略联盟能够推动数字化转型,且股权式战略联盟、联盟对象为企业和政府、联盟内容涉及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增强战略联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2)企业参与战略联盟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3)与其它企业相比,参与战略联盟更有助于推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地处商业合作文化浓厚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可为揭示战略联盟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启发和参考。     

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时代及追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究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本研究基于2008—2021年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试点为政策干预,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回答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的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2)政府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政府压力调节作用的影响,财政压力小的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促进所在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为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要大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积极夯实政府财政保障能力等。本研究为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实践方向。     

内涵发展导向下高校资产管理新思路——基于“整体治理”视角

优化资产管理是高校内涵发展不可或缺的途径。当众多高校在践行内涵发展时,忽视资产管理的创新,从而使内涵发展形式化、模式化和单一化。文章从"整体治理"视角,提出了通过跨界、协作和聚合高校资产管理,促进内涵发展的新思路。     

低碳经济视角下的城市发展新路径研究——以上海为例

低碳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研究低碳城市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低碳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的集成,构建低碳城市发展路径指标,包括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消费、碳捕获与封存技术.以及低碳管理与制度等七个方面,19项核心内容及21项对应衡量指标.重点分析低碳城市发展路径的核心内容,并以此判断上海市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得出结论,上海市低碳城市建设有一定基础,但处于起步阶段,低碳交通体系、低碳产业发展、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方面具有初步的基础,但城市低碳建筑、低碳能源消费、居民低碳消费,以及低碳管理与制度建设方面基本空白.     

制造型企业的超集群学习模式——基于“东汽”和“格兰仕”的案例研究

提出超集群学习模式与集群企业的成长路径之间存在动态匹配关系,并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东汽"和"格兰仕"两家本土企业在其转型成长过程中所运用的超集群学习模式的异同,进一步论证了超集群学习模式的理论模型,解析了不同企业运用超集群学习模式的异同,证明了超集群学习模式对企业转型成长具有推动作用。     

“数字化翅膀”如何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来自公司违规治理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爬虫技术构造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公司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优化内部治理机制（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者能力）与强化外部监督水平（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长期机构持股水平）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治理效应在司法水平较高、数字金融发展较好地区更显著。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经济后果,为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治理公司违规提供了经验参考。     

知识管理视角下企业间信任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用户企业的案例北大核心

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成为促进我国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的重要载体。以海尔卡奥斯平台用户企业A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研究,探讨企业间信任通过驱动企业知识交易与复用、提升数字化水平的过程和内在机制。研究表明:①知识交易和复用是工业互联网平台情境下企业知识管理的主要特征;②企业通过构建信任关系,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知识交易和复用中的合作互动,从而有助于获取与应用平台模块化数字知识;③知识交易与复用对企业数字化基础和管理能力的同步构建具有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