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角下低收入人口界定、测算及特征分析

本文将中等收入下限标准作为低收入标准，根据收入动态变化，将低收入人口划分为持久性低收入人口和潜在中等收入人口。持久性低收入人口指到2035年仍无法达到中等收入下限的人口，根据中增收方案的收入预测，2020年中国农村和城镇持久性低收入人口规模分别为2.53亿人和1.38亿人，分别相当于农村和城镇常住人口的49.57%和15.26%。到2035年，约有0.8亿持久性低收入人口由农村进入城镇，导致城镇持久性低收入人口比例提高到20.41%。利用住户样本数据分析了农村持久性低收入人口不利结构性特征，以及增收和改善福祉面临的困难。针对低收入群体“提低”政策思路是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共享繁荣发展。     

以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重点、难点与政策建议

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持续扩大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可能会阻碍共同富裕进程，因此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程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变动趋势，认为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难点在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本文同时基于浙江省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相关经验，为全国层面通过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推动农村低收入居民增收，需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三个方面共同发力，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关键在保障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就业机会，重点在增强无劳动能力人口的收入保障。     

基于农户人口特征和收入结构的相对贫困群体政策支持研究——以山西省Y县为例

文章基于Y县的农户数据,对Y县相对贫困群体的人口和收入结构进行分析发现,相对贫困人群以老病残等特殊群体为主,相对贫困户的转移性收入占比较高,农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收入(工资性收入)的持续提高面临挑战,非建档立卡户中的相对贫困户(边缘户)财产性收入偏低。针对相对贫困人口的群体特征,应从转变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念、完善医疗保障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发展型低收入群体社会救助政策、持续激发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和实施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增收的产业政策六个方面寻求相对贫困群体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后脱贫时代农村低收入家庭救助帮扶实践路径研究——以辽宁省B市为例

后脱贫时代的新发展阶段，相对贫困的救助帮扶工作成为了贫困工作的重要内容。救助帮扶工作体现着我国对低收入家庭收入的重视，是我国共享发展成果的鲜明体现。本文采用第一手实际调研数据，以辽宁省B市为例，对当前的救助帮扶工作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低收入家庭救助帮扶工作既有政策性问题，也有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操作性问题。具体可表现为识别覆盖对象能力问题、救助手段问题、基层经办人员能力问题、大数据信息化平台缺失和数据共享能力较弱问题、动态监管机制缺乏问题等方面。基于救助帮扶的实践困境，本文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包括建立社会救助长效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互联网+服务”信息平台，优化救助手段，增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提升基层经办人员治理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等内容，以期促进辽宁省B市乃至全国救助帮扶工作的改善，提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     

关于实施精准扶贫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期的扶贫工作做了重要论述。他指出:"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扶贫,实事求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就是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动态管理进一步强化,不断完善精准识别机制,根据贫困人群的不同实施相应的措施,将扶贫工作由过去的粗放式变为精细式,使低收入群体真正享受到国家的扶贫政策与资源。     

关注农村弱势群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弱势群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中，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能力较弱，经济收入较少的社会阶层。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与高收入群体相比较而存在。农村弱势群体是农村绝对贫困户和低收入贫困户的集合。云南省现行农村绝对贫困户和低收入贫困户的标准是，人均纯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户是绝对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在668—924元之间的户是低收入贫困户。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深入了解巍山县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科学判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根据地方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对巍山县农村低收入居民的特征作简要分析。     

探寻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之道

小额信贷是为低收入人口和微型企业创业者提供的金融服务，它既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又是一种金融创新，在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贫困群体经济收入的稳定增长及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小额信贷机构的长期支持。     

中国相对贫困户界定标准、退出程序及管理机制研究——基于政策分析视角

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首要任务。基于政策分析视角,对我国相对贫困户的界定方式、核查办法、退出程序及管理机制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相对贫困户界定标准不一,核查认定办法及退出管理机制各异,且有较大完善空间。基于此,围绕相对贫困户认定标准、监测机制、帮扶政策、退出程序等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户小额信贷具备可持续发展存在的条件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作为帮助低收入贫困群体、低收入家庭和个体经营者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贷款方式,适应了目前农村中以家庭经济为特点的分散性和小规模生产方式,为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金融作用。缓解了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但是,近两年来,由于受政策环境及自身功能不足等多种因素     

中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对策

中低收入农户增收是“三农”工作的难点问题之一。最近,笔者就如何促进中低收入农户增收问题对仪征市刘集镇夏窑村进行了调研。总的来看,高收入农户与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农村的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农民收入水平总体偏低,究其原因:一是政策因素。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轻乡、城乡分割的政策,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二是农业增收难。农资涨价抵消了粮价上涨,加之地处丘陵山区,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还没有摆脱望天收的格局。三是就业技能低。相当多的农民仍靠卖苦力挣钱,文化水平低,又缺乏专业技能,使其不可能向…     

农村贫困的度量与分解：1995～2004——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基于国际上常用的贫困度量指标，运用江苏省农村住户抽样数据实证测算了1995-2004年农村贫困的状况及变化态势，分析了收入增长与分配效应对贫困变化的影响。特别指出：对于发达地区，应制定一个更高的贫困线，关注低收入群体和风险高的农户；在强调农民收入增长效应的同时，还应更多地关注贫困人口间的收入分配。     

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的膳食质量演变:1997—2018年

了解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膳食质量分布的变动状况，明晰收入对农村家庭膳食质量的影响程度，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营养干预政策。本文基于1997—2011年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与2015—2018年全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采用随机优势法测算了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膳食质量分布的变化情况，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收入增长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家庭膳食质量改善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收入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发现：(1)1997—2018年，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膳食质量在不同分位数处均显著改善，但总体来看，农村居民的膳食质量水平仍然偏低；(2)低收入群体总体改善程度较高，高收入群体改善程度较低，不同阶层膳食质量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其中，高收入组的膳食质量改善主要发生于1997—2006年，低收入组的膳食质量改善则主要发生于2011—2018年；(3)农村家庭膳食质量评分的收入弹性仅在0.2左右，并随膳食质量评分的提升而下降；家庭人口特征变量、食物价格、食物消费习惯及食物环境等因素均会影响农村家庭膳食质量的改善程度。     

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基于相对贫困视角的实证分析

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是高品质国家的重要支撑。文章引入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双重视角,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采用收入比例法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后,社会资本能够显著阻滞中国相对贫困,降低贫困脆弱性,并且社会资本对于低收入群体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从而佐证了社会资本的益贫性。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后,该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借助社会资本具有更大的减贫效果,而贫困深度更浅的贫困主体,从社会资本提升获得的相对收益更高。机制分析表明,个体信念和教育获得是社会资本影响相对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论文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范畴,为缓解相对贫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与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可行能力理论视角,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和2018年数据构造两期平衡面板数据,以贫困脆弱性衡量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并运用PSM-DID模型和逐步中介模型实证研究了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对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显著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使其将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减少3.89%;异质性分析表明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对相对贫困风险的抑制效果在收入较高或遭受大病冲击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更好;机制检验表明改善储蓄和健康水平是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影响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的重要渠道。基于此,文章围绕可行能力从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适时调整老年人医保待遇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村益贫增长与共同富裕：成就、挑战和启示

本文旨在评估我国农村近十年来的收入增长是否益贫并呈现共享发展特征，这对识别中长期内我国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将面临的成就与挑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利用CHIP2013—2018年农村样本和国家统计局五分组数据，测度农村的益贫增长指数和共享发展指数。研究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呈现严格益贫特性，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速快于社会平均增速。然而，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冲击了农村低收入群体，导致2020年后益贫特性暂时消失。基于共享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也印证了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十三五”时期低收入群体的造血能力持续提升，通过其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快速提升，分享了经济发展成果。上述结论在展现成就的同时，也揭示了技术变革与全球范围不利发展格局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新挑战。本文认为，下一阶段我国仍要继续积极探索有效“提低”路径，以益贫增长和共享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共同富裕。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南京多策扶助低收入纯农户增收

农民增收中最难的是低收入纯农户增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南京市已具备“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基础和条件,为了让社会弱势群体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最近,南京市出台了《关于促进低收入纯农户增收的意见》。通过多管齐下、多策并举,力争今年将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纯农户收入提高到3000元左右,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2006-2010年力争使占农村人口5%左右的最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00元。促进低收入纯农户增收的思路和原则是“分类施策、全面覆盖,创新机制、讲求实效,以工代赈、以奖代补,政…     

旅游扶贫开发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世界贫困国家之一,缓解和消除贫困是我国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历史任务。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国家关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实施以后,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中国国际旅游扶贫中心的资料表明：截至2007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1,487万,低收入人口2,841万,扶贫任务仍旧十分艰巨。     

农民增收的重点是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

现在农民增收的问题仍然很热。怎样搞好促进农民增收的工作?笔者认为既要抓全面，同时更要抓重点。没有低收入农户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关注农村低收入农户增收，促进低收入农户进入小康群体，就是当前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重点。最近，笔者对江苏省溧阳市低收入农户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了分析。据调查统计，到去年底，溧阳市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农户有14689户，32640人，分别占全市农村总户数的7名和农村总人口的5．3名，其中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农户有7610户，人口为15049人，分别占溧阳农村总户数的3．6名和总人口的3．5名。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卫生设施与农村居民健康

本文运用Grossman模型,阐释了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的中介效应,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该中介效应进行了依次检验和Sobel检验。研究表明,存在以农户环境卫生设施为中介变量的显著正向中介效应;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各个维度,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在不同性别及收入群体间存在差异;男性和低收入群体,存在收入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而女性和高收入群体存在家庭经营范围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相对男性和高收入群体而言,教育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女性和低收入群体健康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通过改善农户环境卫生设施提升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应根据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实施差异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