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和区域绿色创新——来自全国26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区域绿色创新”研究系统，采用2009～2021年全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和区域绿色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剖析，得到如下结论：(1)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均可以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2)其他城市的数字经济可以基于经济空间权重矩阵促进本城市的绿色创新，但同时金融科技基于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效应对区域绿色创新影响并不显著；(3)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在本地效应上的交互效应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同时数字经济能够矫正金融科技不显著的空间效应，使之正向促进区域绿色创新；(4)基于金融科技的门槛效应，在金融科技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不会支持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发展，而当金融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会经历由不显著变为正向促进的变化过程。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碳减排——基于空间溢出与面板门槛的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但在中西部表现为正向溢出。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最佳数字经济区间为第一区间(lndig≤12.201);处在第二区间(12.20116.222)后,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略微弱化。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双控效应——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审视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环境政策转型的重要抓手,对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亟待研究。基于绿色增长与绿色创新双重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作用效果,并揭示其背后机制。研究发现：(1)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仅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并没有实现“碳双控”目标,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碳排放总量,而对于碳排放强度的间接效应则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2条路径实现。(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家先行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双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据此,从缩小城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改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等方面,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双控政策的制定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中国释放数字经济减排潜力,尽快实现“碳双控”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撑。     

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新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在考虑变量选择偏误、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容忍“不外生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除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渠道以外，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多样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且技术相关性越高，数字经济对技术多样化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跨界污染转移和主体功能定位是影响省际交界地区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低数字产业化与高产业数字化的地区，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省域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不断提高碳排放效率,能够有效地激发减排潜力。本文在省域异质性视角下,运用固定效应随机前沿分析的参数方法测算和分析中国省域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考虑碳减排技术的省域异质性后,碳排放效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减小。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效率有利但影响不显著;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有利于提高碳排放效率;贸易开放显著提升碳排放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效率影响并不显著;实施能源目标约束政策有利于促进碳排放效率,政府干预能力越强,能源目标约束的减排效果越好。未来中国提高碳排放效率的的工作重点应着重优化产业结构和调整能源结构,同时通过制度安排促使地方政府积极设计和实施碳减排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

本文运用2011~2020年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城市层面数据,构建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企业家精神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家精神特征越明显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支持作用越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因企业规模、所有权属性、所处行业和所在地区的不同存在差异。本文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的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应,推动创新型经济增长提供经验证据。     

全球碳减排趋势下能源企业碳排放合规风险浅析

高碳排放的能源行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碳减排要求和限制，面临企业碳排放合规风险。碳排放合规风险是环境合规风险的的类别之一，当前两者在国家治理态度和风险治理难度上都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在碳减排领域引导国际机构调整融资政策，增加传统能源企业融资难度；提高全球对碳减排问题的关注，使传统能源企业面临更多投资合作限制。资源国也在对传统能源企业提出更高的碳减排要求，或将对高碳排放行为额外征税。能源企业的碳排放合规风险主要指企业为碳排放行为付出的代价，包括政策法律变化风险，技术和人才约束风险，融资风险，传统能源领域合作约束风险，声誉风险，产业链合作、碳排放度量和信息披露风险等。建议“走出去”的中国传统能源企业转变海外投资合作理念，选择合适的转型道路，完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推动新能源与传统能源融合发展，增加技术和人才投入等，积极应对不断加剧的碳排放合规风险。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助推“双碳”战略实施

从碳排放和能源结构的国情出发，阐释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梳理出绿色发展理念是方向引领、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理论基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统筹协调是机制保障的绿色低碳转型理论逻辑；从财务、环境、社会和治理4个维度，构建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能力评价体系；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组合发力、统筹能源安全与绿色低碳发展、增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内生动力和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提出转型路径。     

低碳背景下中国OFDI的环境效应检验——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效应,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研究在碳排放量不同分位点上中国OFDI对其影响作用的差异性和"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结果显示,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所产生的环境效应整体表现为"污染光环"效应。中国OFDI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国家(地区)存在差异性影响,由于低排放水平国家具有吸收以相对高污染的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投资偏好和较大的技术差距,中国OFDI会增加这些东道国的碳排放,但随着东道国碳排放量的提高,通过外溢的绿色技术效应,中国OFDI对其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强,进而推动相关国家碳减排和环境质量的改善。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带来了绿色的环境效应。     

影响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因素分析——基于LMDI分解模型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明确中国能源消耗造成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指出制定碳减排政策的关键点。一个国家的碳排放情况由该国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水平、人口规模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通过LMDI因素分解模型,对我国2000—2015年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呈增长趋势,其中碳排放正向驱动力是经济效应,其次是人口规模和能源结构效应,负向驱动力是技术效应。最后,根据上述结论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与建议。     

绿色用电权益与用电碳排放履约机制如何有效衔接

<正>我国碳排放权配额制在将控排企业直接碳排放纳入管控范围的同时，也将控排企业用电、用热的间接碳排放纳入，为打通绿色电力消费与用电间接碳排放履约提供了可操作空间。同时，随着风力、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不断成熟，其减碳额外性不断受到质疑，也为风光项目的环境权益从CCER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方法学，向以绿证为基础的绿色用电消费碳减排机制过渡提供了机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逐步扩大的前提下，厘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是当前亟需量化评估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基于全球68个国家2003～2021年的面板样本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方法，从空间溢出视角深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及其强度的潜在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各个国家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加剧东道国温室效应，但会有效降低东道国的碳排放强度；(3)从机制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正向作用主要源于经济规模的增长和二产占比的提升，能源效率能够有效缓解温室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包容性增长

本文利用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效应、地区异质性和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公平3个方面促进包容性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水平的促进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传导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来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且数字普惠金融在人力资本程度较低的地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来加快实现社会包容性增长。     

实现碳达峰的需求结构效应

准确理解和把握实现碳达峰对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有助于协同推进碳达峰与需求结构升级，继而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尝试将碳减排与需求结构联系起来，基于碳减排的遵循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要素配置效应，阐明了碳减排直接和间接影响需求结构的机制，是从理论上分析环境规制影响需求结构的有益尝试。将上述机制与涵盖经济—能源—环境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相结合，本文评估了从当前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阶段实现碳达峰对中国需求结构的潜在影响。理论分析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来自遵循成本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的直接影响会降低需求中的消费份额和碳密集型产品份额。源自遵循成本效应、要素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的间接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且沿其传导链逐级衰减。由此，研究期内碳减排的直接影响将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引起需求中资本形成份额挤占消费份额，甚至有可能导致消费份额从稳步增长轨道转向下降轨道，但同时会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出口结构和能源需求结构的低碳转型。本文认为，为协同推进碳达峰和需求结构优化调整，应尽快完善碳总量控制制度，着力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加大消费激励力度，充分内部化碳边际减排成本。     

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碳减排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年—2020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结合中国省级层面的宏观指标,采用TOPSIS熵权法测算出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工业企业碳排放,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工业企业的碳排放会减少0.576个单位。经过内生性处理和替换变量测算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为工业企业碳减排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也可以促进企业管理效率提升,但可能存在“遮掩效应”,从而难以对企业碳排放降低起到正向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企业的碳减排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成熟企业以及东部地区表现尤为显著。     

实现碳达峰的阶段性与有效路径研究——基于绿色GDP核算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客观上要求科学测度绿色GDP中碳减排的阶段性和有效性。本文基于情景分析技术和绿色GDP核算理论,测算了我国绿色GDP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加入WTO后,中国参加全球碳减排治理进入新阶段。Ⅰ阶段(2002～2012年),中国为全球碳减排治理的被动接受者,Ⅱ阶段(2012～2030年),中国为全球碳减排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以上两阶段可进一步细分为：Ⅰ.1阶段(2002～2008年),碳排放爆发阶段;Ⅰ.2阶段(2008～2012年),碳排放空中加油阶段;Ⅱ.1阶段(2012～2020年),碳排放降速换挡阶段;Ⅱ.2阶段(2020～2030年),碳达峰阶段;(2)只有在低碳排放情景下,我国方可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在低碳排放情景下,技术进步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关键,实现绿色转型需要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合力发挥作用;(3)新时代碳减排治理的关键在于构建以零碳电力发展为目标的绿色能源供应体系,其中,建立高耗能半导体产业与新能源产业链、创新链的高效耦合机制尤为重要。     

空间视角下循环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是推动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基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与污染减量水平、资源循环利用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水平4个维度,构建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循环经济与碳减排均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形成基本相反的空间集聚区;(2)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本地区碳减排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邻近区域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强于直接效应。     

外资持股的供应链低碳化效应研究

研究企业外资持股能否通过供应链渠道产生溢出效应，推动供应商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能显著减少其供应商碳排放，而企业外资持股促进供应商环保投资增加的“资金链”渠道、促进供应商绿色低碳创新水平提升的“创新链”渠道是企业外资持股推动其供应商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企业环保信号更明确、供应商环保参与度越高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企业绿色技术越先进、供应商学习能力越强时，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越强。进一步发现，企业外资持股增加对其供应商的碳减排效应可沿供应链继续向上产生多级溢出；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具有更强的环境正外部性，企业“走出去”会强化其外资持股对供应商的碳减排效果。本文为中国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并在供应链乃至产业链层面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新发展理念和“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如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议题。从能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创新的新角度,采用2010—2020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探究其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效应;(2)能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创新是绿色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在机制;(3)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更新兴的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明显,同时说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是绿色金融发挥积极影响的边界条件。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可为各地区绿色金融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价值。     

内蒙古服务业经济与碳排放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内蒙古自治区服务业为研究对象,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论证了内蒙古自治区服务业经济增长与其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的显著影响关系。为了更全面考虑其他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选取技术进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与旅游业的发展作为影响因素,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碳减排的最主要因素,而旅游业的发展对碳排放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最后,指出内蒙古应从发展低碳服务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大技术投入、开发利用清洁能源4个方面来实现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