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数字经济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

现阶段高技术产业的不断创新为建设现代化经济发展体系、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是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采用面板熵值法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测度，采用三阶段DEA法构造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指数，分析数字经济中所包含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发展以及数字交易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Tobit回归分析，得到不同指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为验证所得回归结果，使用方差分解法验证数字经济中三个指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发现信息化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贡献最大，数字交易发展次之，最后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基于所得出的结果探讨数字经济如何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时代意义、机遇挑战与路径探索

发展数字经济契合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战略任务，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回顾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即充分发挥市场高效的资源配置作用、政府主导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包容审慎的监管政策体系。但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底层关键技术缺失、数实融合有待加强、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建设有待优化以及数字生态建设尚处初级阶段等。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发展数字经济应当正确认识并发挥我国的特色优势，从数字技术、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加快构建新优势，全面提高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优化我国数字生态支撑体系。     

数字经济何以助力高质量创业？

运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索并验证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机制及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可以有效驱动高质量创业，数字经济扩展了创业信息的渠道，提高了创业者信息获取的速度，为高质量创业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来助力高质量创业，但是在其驱动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需要突破绿色创新的双重门槛；再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助力高质量创业，但是在其驱动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三重门槛；最后，数字经济对周边区域高质量创业水平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会促进当地高质量创业的发展，而且会提高周围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创业水平。据此，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优化数字创业环境，构建绿色创新引领机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绿色格局下高质量创业的实现，探索区域高质量创业的多元发展路径。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仍有待深入研究。对国内31个省市2008-2019年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加速数字赋能产业发展，间接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最显著，西部地区较弱。因此，可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的协调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均衡，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数字化技术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为二者关系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提供了动力。笔者认为，数字经济在政府职能转变中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新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提升、政府决策的精准性、政府投资的高效性、政府对人才配置的优化和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伴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通过重塑市场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数据要素确权机制和生产者声誉机制在市场层面实现制度创新；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和实施者，借助数字化技术推进自身角色向服务型转变。基于此，笔者提出以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协调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在于加快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在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创新协调推进中形成新的制度供给，对市场主体的创新进行激励和约束，并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双轮驱动加快数字政府的建设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兼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推进共同富裕要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还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提供新机遇。运用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化产业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产业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有助于缩小发展差距，而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则会拉大发展差距；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加剧产业集聚拉大发展差距，通过促进技术和创新成果扩散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尚不充分时，数字化产业发展会加剧发展不平衡问题，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数字化产业发展有助于推进协调性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绿色创新：负担还是赋能？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可能对地区绿色创新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在采用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量化分析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创新先抑制后促进，整体呈现U型影响特征。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会给地区绿色创新造成一定负担；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赋能效应”才有所显现，开始有利于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考虑变量衡量误差、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问题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主要经由地区融资约束和政府环保重视度这两个渠道对绿色创新产生U型影响。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推动地区经济绿色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进而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吗——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企业创新机遇的实践探索。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体系的背景下，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外部媒体关注度、组织冗余资源和高管研发经验能够强化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和提升研发能力对企业创新质量产生积极效应；相较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企业高质量创新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价值。研究有助于拓展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为推进企业创新发展和赋能经济提质增效提供参考建议。     

网络安全护航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正>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据安全的保护,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维护和保障好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加快提升数字技术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网络监管能力,共建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新态势,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网络安全在数字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活动高度依赖于网络和数字化技术,这使得网络安全成为保护资产、稳定运营、促进创新发展的基石。     

数字经济驱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机制、模式与路径

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经济系统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并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数字经济不仅通过基础设施的要素供给和工具支撑驱动大中小企业信息联通，还通过数字场景营造的机会创造以及促进合作的生态构建来驱动大中小企业有效融通，形成数字赋能大中小企业的平台融通、链主牵引下的产业链融通，以及以创新创业为特征的生态融通等典型融通模式。针对大中小企业融通意愿不强、动力不足、模式不清晰等现实问题，需要畅通数据联通渠道、发挥大企业的牵引作用、提高中小企业主动融通的意愿，并构建保障大中小企业有效融通的长效机制。建议进一步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融通平台建设，优先关注重点产业的融通发展，支持数字融通载体建设，加快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强化对数字平台的监管。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质量提升:基于创新技术特征的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有重要影响,然而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前向专利引证体现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技术特征,为打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影响的“黑箱”提供新视角。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效率以及采取专业化分工的渠道,提升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同时,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以及行业集中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质量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当前,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和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数字经济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及机制研究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重要时期,总体呈现出大而不强的局面,逐渐从关注速度转变到关注质量发展。为了实现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各地区相继提出了数字经济发展方案,推进数字产业化。在这里针对发展数字经济的路径和机制进行了重点研究,研究指出,主要路径包括打造核心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和数字化转型新标杆、加大数字经济创新人才建设、全方位营造数字产业发展环境四个方面。而机制研究主要从组织领导、政策扶持、标准建立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等几个方面加以阐述。借此希望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数字经济助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政策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大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对筑牢生态屏障、缩小经济差距、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关键作用，是实现全国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步骤。然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产业结构落后、发展动力疲软等问题限制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数字经济作为具有创新性、进步性和延展性的新型经济形态，将成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其作用主要体现为：助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换，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优化，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的资源利用效率。数字经济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为：促进完善黄河流域自然资源市场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保障黄河流域协同治理分类发展并举，赋能系统发展；助力黄河流域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在于：以全域统筹为导向，构建黄河流域数字化协同治理机制；以数字经济为依托，全面推进黄河流域产业现代化变革；以安全稳定为目标，推进黄河流域数字经济规范化发展；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保障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出口绿色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

数字化投入是中国推动出口绿色升级的重要实践。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投入水平，考察了其对出口绿色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从而有利于促进出口绿色升级；2.绿色技术创新是该促进作用的重要渠道，表现为数字化投入通过促进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进而提升了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3.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促进作用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更为显著，而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则不明显；同时，相较于数字内容和网络投入，数字化生产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4.数字化投入对出口绿色升级的提升具有行业间的传导效应，即上下游行业加大数字化投入推动了行业间出口绿色升级。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领域的文献，同时为如何推动出口绿色升级提供了经验启示。     

数字产业化的理论逻辑、国际经验与中国政策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商业创新双重动力驱动下的数据价值链深化过程，同时数字生态则是数字产业化的基本组织模式。营造有利于数字产业化创新发展的环境是各国的政策重点。中国数字产业化发展路径是“强数字商业创新、弱数字技术创新”模式，数据开放不够、创新能力不足、创新环境不够友好、监管体制有待优化是中国数字产业化发展的短板。为此，需要从强化数据可获得性、提升数字技术创新、完善数字生态、优化数字监管来构建全面协同的政策体系。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效应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文章从知识与信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等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空间统计分析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明显，呈现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领先发展的态势，形成包括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省会级数字经济中心—市级数字经济中心的等级体系。分维度看，数字化服务与治理平均发展水平最高，产业数字化平均发展水平最低；城市间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最大，数字化服务与治理水平发展差异较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ICT产业集聚、政府支持、人力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稳外资”?

本文利用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稳外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讨论了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问题以及纠偏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FDI的吸引力度就越大；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消费扩张效应、拓宽融资渠道和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对FDI产生影响；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区域FDI差距，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防范风险的有效纠偏措施。政府应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营商环境构建为重要抓手，加快城市数字化建设进程，但也要高度警惕数字经济产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发挥数字经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引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