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与中国邻近、中等收入水平以及与中国双边互信程度高的沿线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外国直接投资减贫效应的研究,同时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地方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省际差异比较--基于中部五省经验数据的分析

降低乃至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部分地方财政支出项目能够有效地降低或消除贫困问题的发生。文章构建了一个分析由农林水事务、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四项财政支出分量构成的财政支出总量及各财政支出分量与贫困减缓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采用中部5省1994-2013年的省级数据,通过总量回归模型与分量回归模型分别对各省财政支出总量与支出分量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地方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省际差异进行了比较,以期对地方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利用效率,利用财政支出减少贫困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

农村多维贫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运用A-F 测度方法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和分解,着重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农户家庭住房、生活燃料、受教育年限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贫困发生率较高;财产性收入、受教育年限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最大,在农户脱贫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农户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显著,而且在高维贫困上的减贫效应更大,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级特征等也都对多维贫困产生影响。因此,加大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注重信息化的普及和推广,贯彻落实“互联网+”扶贫政策,能够有效解决贫困农户的“能力贫困”问题,有助于实现贫困户脱贫及脱贫质量的提高。     

援助能改善对华印象吗——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家形象管理效应的海量数据分析

对外援助常被看作塑造国家形象、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关于对外援助项目能否达到改善对华印象的效应,既有研究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作者首先从理论上探究援助改善对华印象的机制,然后在实证部分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全球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的1316803个观察数据以及2000—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进行地理坐标距离计算和时间匹配,探究中国对外援助项目选择路径以及对华印象改善机制的时间效应和距离效应,发现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存在选择偏好,即以改善式援助为主。此外,援助的对华印象改善效应在援助项目结束后5—6年达到峰值,随后逐渐减弱,但回落速度较慢、长期效应依然存在;在项目实施之初,对华印象改善效应则存在反向作用和倒退期。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对外援助项目实施时需要密切关注民意反馈,更好地实现项目落地的“软着陆”;同时应注意关注援助项目的长期动力,增强项目的对华印象改善效应的持久性和长远性。     

数字经济减贫：逻辑、效应与对策

数字经济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以数字经济发展为支撑，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数字经济减贫的内在逻辑在于：生产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提高农业生产力，分配环节以数字化转型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流通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提升流通效率，消费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扩大消费需求。此外，数字经济减贫的影响效应为：以提供平台、创新发展、降低成本等自身功能直接降低贫困发生率（直接效应）；通过消除信贷约束、降低信息约束、促进就业创业等方式间接减贫（间接效应）；以高流动、强渗透、空间溢出等外部性特征促使区域间消除绝对贫困（溢出效应）。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减贫在一些地方面临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村网络安全防范能力不足、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存在差距等挑战，应优化升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强化农村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提升农村地区民众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有效推动贫困治理。     

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北大核心CSSCISSCI

几十年来中国对非洲大陆提供了大量农业方面的援助,以促进当地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虽然中方援助者始终在积极尝试改进援助方式,但总体来说农业援助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仍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作者通过回顾20世纪60-70年代至今的各种农业援助形式的表现,尤其是对当前正在开展的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进行案例研究,反思中国援助项目在非洲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和难以持久的原因,并探寻进一步改善援助效果的方法。作者认为对非洲援助形式的演变与中国自身的市场改革过程密切相关,援助项目逐步市场化运作体现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但非洲农村的独特环境对实施项目的中方企业提出挑战,援助者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仔细摸索可行路径。同时,中国农业援非的探索过程也反映了国际发展援助的普遍困境,在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时,外来援助往往无法融入当地社会,达成本质内生的转变。问题的解决要求援助者转变思路,不以外加标准来衡量援助效果,而应将援助视为协助当地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助推器和润滑剂,并从受援国长期整体的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对援助作用进行全面评价。     

征地补偿与农村减贫

征地后农业收入及土地权益的减少会阻碍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但征地补偿的存在可以扩大农户生产经营的可选集,为持续提高农户家庭经济水平,促进农村减贫提供了必要前提。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2013年的农村住户数据,文章设立了以家庭财富为基础的农户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建立三元联合分布计量模型,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征地和征地补偿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征地过程中减贫效应起主要作用,征地能够显著增加农户财富,促进农村减贫。征地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征用宅基地形式下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征用耕地时效果则会下降;不同补偿方式下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组合下的征地减贫效应最强,而单独资金补偿的减贫效应最弱;征地减贫效应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及高财富农户中更加明显。处理效应结果表明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的组合能够为农户带来最多的财富收益,具体为233578.8元。最后文章还检验了征地的影响机制,发现征地补偿是征地减贫效应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途径,补偿在征地的减贫效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效应所占比重约为59.5%。文章结论表明政府征地不仅有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还具有促进农户减贫,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     

中国国际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包容性发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包容性发展是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增长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迅速发展,对于引领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国际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公共支出水平与居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官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且集中于“一路”国家、较低制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作用兼具短期与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全面评价中国国际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促进双边互利共赢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基于动态面板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动态面板GMM的估计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运用2003~2011年非洲大陆21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对非洲东道国减贫的影响。结果显示,与非洲东道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同,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非洲东道国的贫困减少存在倒"U"型关系,即达到一定临界值之前,中国对非洲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越多则对其减贫反而起到负作用,当达到临界值后,中国继续增加对非的直接投资则存在减贫效应。非洲东道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基础设施的改善、资本积累的提高以及政府的减贫努力对其贫困的减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非洲东道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农业对减贫没有正向作用。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基于动态面板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动态面板GMM的估计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运用2003～2011年非洲大陆21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对非洲东道国减贫的影响。结果显示,与非洲东道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同,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与非洲东道国的贫困减少存在倒“U”型关系,即达到一定临界值之前,中国对非洲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越多则对其减贫反而起到负作用,当达到临界值后,中国继续增加对非的直接投资则存在减贫效应。非洲东道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基础设施的改善、资本积累的提高以及政府的减贫努力对其贫困的减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非洲东道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农业对减贫没有正向作用。     

贫困经济学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贫困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增长和缓解贫困,贫困的内涵、度量和类型,减贫战略及其演进等一系列热点问题的研究,并进行了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在宏观上将减贫战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微观上将瞄准机制直接瞄准穷人和进行制度扶贫等政策建议。     

我国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贫困区问题与治理对策

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贫困区(棚户区)揭示的是在改革与发展中,一些城市和城市中的一些住区,由于经济结构的衰退和制度转型的冲击,形成城市贫困问题。治理贫困区,克服城市贫困,关键是要使贫困居民能够分享发展的机遇和成果。在老工业基地城市的贫困区(棚户区)治理改造中,要强调以便利居民生活为目的,采用低成本的、多种形式的改造途径;改善安置小区在城市中的空间位置,对居民就业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必须扩大对贫困居民的救助和援助,帮助克服贫困;实施引资政策、地方税收的优惠,建立和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援助的机制,将从根本上促进问题的解决。     

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基于出口增加值的视角

基于Eora26投入产出表数据和全球中国官方金融数据库，本文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的因果关系及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提高非洲国家的交通和通信设施质量是中国对非援助影响出口增加值的主要机制；(3)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增加值效应会随产业分类、援助类型的不同而产生差异；(4)进一步研究表明，非洲接受的DAC发展委员会国家和国际多边组织援助的“碎片化”会削弱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在经济实力和政府治理能力较弱的非洲国家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为中国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支持，并揭示了中国对非援助影响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的内在规律。这对于加强中非经贸关系，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乌兹别克斯坦的减贫战略及其成效

乌兹别克斯坦的贫困问题与经济转轨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独立初期该国经济一度陷入缓慢发展阶段,加之转轨后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变化,贫困问题开始成为社会问题。乌兹别克斯坦的贫困问题具有典型的人群分层特征、地域差别特征并与失业率正相关。自米尔济约耶夫执政以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减贫战略和减贫政策,主要从经济改革入手,努力增加就业,抹平收入分配鸿沟并在社会福利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和社会救济,贫困状况正在得到有效改善。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减贫合作框架内,减贫国际合作也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参与减贫国际合作,加入了一系列减贫国际机制,以此推动国家减贫事业取得积极进展。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支持是我国帮扶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相对贫困的问题依旧存在。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相对贫困水平减缓的总效应分析,以及产业结构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减缓地区的相对贫困,同时城镇化水平、教育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助于相对贫困的减缓;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且这种效应是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老挝贫困问题与减贫政策论析

老挝的贫困问题不仅是其本国要务,而且与中国"走出去"跨国合作和减贫项目及其影响相关。老挝的贫困既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更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呈现出"贫困主体以农村为主,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大,区域性贫困明显,北部贫困率较高,同一区域内阶层性结构性贫困明显"的特征。"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面向老挝减贫政策对接,必须重视选择对减贫贡献率高、影响深远的跨国农业项目,发挥参与主体和宣传媒介的积极作用,消除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尊重对方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深化社会文化交流,促进沟通,达成可持续性互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举行“中国乡村干部培训”及“西藏珠峰自然保护区民族手工业发展”项目签字仪式

1998年10月22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中国乡村干部培训”及“西藏珠峰自然保护区民族手工业发展”签字仪式在京举行。芬兰政府出资1380392美元,以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这些项目的资助。“中国乡村干部培训”项目旨在通过为村民委员会入选干部提供公共和经济管理培训来提高基层自治的实施水平。自1996年以来,该项目对加强民政部下属的中国乡村于部培训中心的能力建设提供了大量帮助和资助。“西藏珠峰自然保护区民族手工业发展”项目旨在援助珠峰自然保护区定日和聂拉木两县的贫困农户以发展民族手工业来增加收入和实现脱贫。此…     

发展、分配对反贫困的影响:2002—2010

文章通过分解FGT贫困指数,模拟出2002-20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各自对反贫困的贡献率。实证结果发现,当前以发展促减贫的开发式扶贫政策依然有效,但是收入分配恶化却拖累了发展带来的减贫成效,且对反贫困的影响越来越大。必须及时调整反贫困战略,通过改善收入再分配让贫困人群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对全球贫困治理的影响

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全球贫困治理纳入重要议题中以来,全球贫困问题的有效解决显得更为紧迫。从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来看,“相互借鉴、协同合作”成为推进区域间合作减贫以及全球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项目,自实施以来,便为我国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注入了新的动力。它作为区域合作减贫的缩影,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新的参考和路径,也推动了全球贫困治理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