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寡亦患不均：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与农民工过度劳动

本文以基本养老保险的双轨制特征为切入点，利用2014-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不同养老保障水平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过度劳动属于预防性劳动供给行为，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农民工过度劳动、重度劳动的概率较大，超时劳动时间较长；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再就业概率较大。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对老一代、受雇、从事制造业和高工资水平的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一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稳定收入预期的作用有限，收入预期不稳定促使农民工过度劳动；另一方面，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使外地农民工产生“局外人”心态，由此引发的预防性劳动供给动机致使其过度劳动。本文认为，应适度弥合两类基本养老保险的福利差距，充分发挥养老保障稳定农民工收入预期的作用，以缓解其过度劳动。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及其工资效应——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增加劳动供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1～2016年微观数据,基于城市规模视角分析了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工资效应的差别。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错配比例越高;中小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呈现工资嘉赏效应,大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以工资惩罚为主;而教育不足对农民工工资则普遍存在负向影响。农民工教育与职业不匹配对工资影响的理论机制表明,中小城市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支持分配理论模型。这意味着,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表现出学历越高人力资本回报越高的特点;而在大城市,教育与职业适配则更为重要。因此,改善城市层面的教育-职业的适配性,让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和工作转换,进一步增强城市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是相关政策调节的重点。     

天津市农民工就业现状与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天津市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和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农民工收入、福利待遇、劳动权益、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公平等方面存在较严重问题,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为此,政府应该在劳动力市场机制、政府政策机制和社会机制等方面加大创新。     

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挤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加快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任务,社会参与是衡量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进程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文以过度劳动为切入点,审视农民工社会参与低水平发展状态,并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中国农民工的过度劳动现象非常严重,68.10%的农民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超过50小时,45.88%的农民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超过60小时。②过度劳动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即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存在"挤出效应",在运用泊松内生处理效应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并运用2014年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重新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③过度劳动之所以会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可能是因为过度劳动会造成农民工心理压力过大、主观社会地位下降。     

农民工过度教育及其收入效应——基于技能适配视角的探讨

过度教育作为农民工“工作—教育”匹配状态中的一种，被认为是劳动力资源的低效配置，且具有收入惩罚效应，然而忽略技能异质性会使该效应评估产生偏误。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技能适配状况分析了农民工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总体上过度教育具有收入惩罚效应，但这一效果会随单位规模的扩大而减弱。进一步地，在技能替代视角下，“真实型”过度教育惩罚更为严重，而“表象型”过度教育却具有收入获益效应；技能补偿视角下，过度教育可能促进技能适配的产生从而削弱原有的收入惩罚效应。动态视角下，技能匹配状态的向好改变将显著提高收入，而教育匹配状态的向好改变却无显著影响。因此，建议将传统对农民工过度教育问题的讨论适当转移到技能匹配方面，从而警惕和避免教育与技能同时错配带来的双重收入惩罚结果。     

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

本文采用CHIP2007全国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及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自我雇佣收入与工资获得者收入的差距对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家庭结构和人口特征都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从事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要高于工资获得者,但从事自我雇佣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要低于工资获得者。自我雇佣与工资获得者的预测收入差距对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二者收入差距的对数形式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的自我雇佣概率提高87个百分点,表明在工资部门中受到的歧视将使农民工被迫选择自我雇佣就业形式。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微观抓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工资议价理论，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细分差异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工作强度等客观维度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更突出。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就业质量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明显，呈现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重塑工作特征、促进机会公平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在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赋能。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分化还是趋同

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是扩大内需、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检验了农村家庭消费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在同群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特征,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弱化消费的同群效应、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通过对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划分发现商业活动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及同群效应的作用最显著,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通过消费水平分组后发现,消费落差对低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负,消费顺差对高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正;互联网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消费落差对低消费群体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升消费顺差对高消费群体的消费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效果在低消费家庭中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划分群体后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受教育水平较高、户主年龄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群体更为显著,互联网的社交娱乐使用可以对低教育水平和低家庭规模群体消费的同群效应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同群效应的存在使农村内部产生了消费分化...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城市规模视角下数字经济规模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一方面，借助城市规模集聚效应，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发挥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在通过促进农民工非工资收入增长，发挥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红利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和高数字素养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数字鸿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孵化器”作用，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互联网技能和数字经济素养。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生计转型阶段划分方法及其应用

本文旨在对农民工家庭生计转型过程进行阶段划分,从家庭生计转型视角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在生计转型各阶段的行为逻辑和资源配置特征。本文从就业和居住两个维度考察农民工家庭与农村的经济关联,并根据关联程度从强到弱将农民工家庭生计转型过程划分为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进而应用阶段划分方法,识别鄂、粤两省717个农民工样本家庭所处的生计转型阶段。研究发现,处于生计转型不同阶段的农民工家庭,在家庭的经济行为逻辑、家庭成员的城乡配置、房屋和土地的利用方式、家庭收入的空间流动4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及其原因研究——来自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证据

中国目前面临着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教育回报率的结构性差异会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转型。本文通过分析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发现该差异在特大城市尤为突出;北京、上海、广州的农民工教育回报率显著低于城城迁移人口3.12个百分点,这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分化;迁移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并将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缩小了0.9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户籍差异产生的机制包括农民工教育投资不足、农村教育质量差、农民工非农就业经验缺乏、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户籍制度对特大城市乃至中国中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     

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跨区务工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农村—城镇流动人口数据,估计了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务工距离与个体特征变量间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务工距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正U型"曲线关系,务工在本县范围内,务工距离增加会引起就业质量下降,引起工资水平上升、工作时间缩减,并无益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及工作福利获取;务工一旦超出本县,务工距离的加大将有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变量与务工距离之间的交互效应并不突出,表明农民工的家庭形态差异及居住地异质性在背后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救济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402个百分点,农业性公共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84个百分点。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     

风险规避、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距离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的重要因素,而风险规避与社会资本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考虑这一相关性会导致社会资本对务工距离影响的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偏误。本文选择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和家族是否有祠堂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测度农民工的风险规避程度,并将两者同时引入有序Probit模型,基于全国8省24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风险规避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距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规避程度越强的农民工,其务工距离越近;外出务工具有"同群效应",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其远距离务工的概率越高;家族祠堂具有"社会网络效应",家族有祠堂的农民工倾向于远距离务工。     

健康权益可及性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证据

务工地健康权益向农民工的惠及,不仅可保障这一群体在务工过程中的身体健康与生存安全,更有利于帮助其通过补齐健康"短板"以提升劳动供给能力。本文在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2017年流动人口专题调查数据,重点运用熵均衡匹配等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权益向农民工的惠及对这一群体的城市劳动供给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劳动供给强度上,参与务工地医疗保险可显著缩短农民工的周工作小时数并减轻其劳动压力;在劳动供给效率上,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和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小时工资率均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尤其是医疗保险对其单位时间收益率的提升效应非常明显。此外,农民工健康权益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一定的个体特征差异和分布异质性。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家庭休闲消费研究——基于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家庭的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衡量休闲消费水平,并基于CFPS数据,从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剖析农民工家庭的休闲消费。研究结果显示,与家庭成员无农民工的农村家庭相比,农民工家庭的休闲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对农民工的休闲消费而言,收入效应和文化效应都是存在的,家庭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主要基于收入的直接效应,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基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途径;就改变家庭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倾向而言,文化效应机制更加重要。本文指出,应当从提高农民工劳动收入和深化城市文化对农民工影响两方面着手,使农民工感受新型城镇化的成效,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能力。     

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

本文利用五城市调查数据，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进城农民工就业呈现出行业高度集中、非正规部门比重高、劳动时间长、工资水平低、雇佣关系不规范等特征。②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保障状况很差，其保障水平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保障水平存在巨大差距。③进城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小时工资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和不同雇主类型的农民工小时工资没有显著差异。本文最后揭示了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房租负担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农民工“效益观”的视角

房租负担日益上升不断压缩农民工的收支剩余,而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融入障碍、户籍制度隔离与农村社会保障不足等情况下所具有的"效益观"特性——以追求返乡养老前收支剩余最大化为目标,使其更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以弥补收支剩余的降低。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房租负担上升显著增加了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其中对家庭负担较重和就业稳定较差的农民工的影响尤为明显;进一步还引起了农民工超时劳动。本文认为,当前在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同时,加大对家庭负担较重和就业稳定较差农民工的租房保障,并进一步推进社会融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是推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因及障碍因素分析——以乌昌地区为例

本文利用乌昌地区三个行政市180余份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了少数民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因及障碍因素。研究发现,就业过程中的其他歧视性政策和行为、务工中的保障制度和个人特征中的饮食习惯的适应状况对其决定是否务工的影响最大;制度摩擦力中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个人特征中的对外出务工的观念和城市拉力中的城市务工的工资满意度影响次之。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和语言沟通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自雇就业促进还是抑制农民工的消费

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自雇就业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雇农民工的消费收入弹性比受雇农民工高0.06;自雇就业对农民工的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自雇农民工与反事实的受雇情形相比,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加39.93%～44.33%,消费率提高17.42～18.21个百分点;按消费结构来看,食品消费支出增加14.85%～15.84%,住房消费支出增加123.21%～136.67%;自雇就业促进消费的结论在模型设定上以及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中都具有稳健性;农民工的自雇就业是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提升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意愿,从而促进了消费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