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微观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上升将会导致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明显上升;其次,农村居民储蓄率的生命周期特征并不明显,但在考虑了家庭的教育、医疗支出以后,储蓄率却表现出显著的U型生命周期特征,并且在45～49岁达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低点;第三,家庭的人口年龄构成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具有显著的影响;第四,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其财富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户主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性别对农村居民储蓄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变动的决定因素——基于1997—2006年省际Panel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7—2006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率变动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了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对我国农村居民的适应性。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家庭储蓄率持续攀升以及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储蓄习惯(滞后储蓄率)、收入增长率、实际利率和宏观经济波动;但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的因素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变动影响较小,实证结果部分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假说。因此,从中短期来看,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储蓄率依然较高,应设计出刺激农民消费、减少储蓄的中短期政策组合,同时从制度层面理顺农村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的渠道。     

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估计及影响因素分析

预防性储蓄在中国居民储蓄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的研究大都忽视了这种预防性动机的动态变化特征,为此,本文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算法,结合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储蓄动机强度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呈现出结构性断点;针对储蓄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收入不确定性、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与农村居民储蓄强度正相关,而支出不确定性、名义利率、农村居民基尼系数负相关。     

中国农村家庭存在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吗

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率—年龄曲线呈现为U型，与生命周期假说及国际经验相反形成了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为了验证中国农村家庭是否与城镇家庭相似，本文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APC模型对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的生命周期模式进行识别，发现中国农村存在37～49岁的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生命周期之谜。为了揭示其可能发生的作用机制，本文应用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1)教育负担是造成中国农村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偏低的首要原因；(2)控制教育负担的影响后，以交通通讯支出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拉低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的另一主要原因；(3)社会成本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家庭储蓄率，但并不是形成中国农村家庭储蓄率生命周期之谜的根本原因。     

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的农户家庭调查资料，对决定中国农户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从实际出发，构建了一个有丰富解释说明，且能对各种类型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研究发现，(a)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相当大，且为正值；(b)在帮助解释区域间储蓄率的差异中，文化因素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c)家庭生命周期的“∪”型分布假说被拒绝，相反“∩”型分布发现；(d)当家庭财富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表现为负值时，持久收入假说也被拒绝。     

中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的客观因素构建了储蓄行为模型，并进行了定量分析。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储蓄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外部因素中，利率、货币化程度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储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在同等外部条件下，不同农户的家庭规模、借贷数量、缴纳税费等方面的差异对农村居民储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重点国有林区家庭储蓄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户林业职工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22年重点国有林区87个森工林业局2014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对重点国有林区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抚养比、人均受教育程度、家庭就业状况、教育支出比重以及负债情况均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对重点国有林区家庭储蓄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家庭年龄结构、人均健康程度和家庭总收入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也符合正向作用发生机制。鉴于此,提出了森工企业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方面精准发力,确保林区家庭增收的同时降低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完善教育体制改革,抑制教育储蓄动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覆盖率,减轻居民因养老、医疗产生的后顾之忧,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刺激投资消费,激活林区发展新活力。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户籍身份变动与居民生活满意度

本文利用大样本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户籍身份变动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上而言,从截面数据横向来看,以生活满意度表征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户籍身份差异,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这一传统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从追踪数据纵向来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户籍身份的变动会显著地积极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这意味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非虚言。     

社会网络、风险分担与农户储蓄率

为了探索社会网络在农户之间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其对农户储蓄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户社会网络对其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在考虑家庭成员不可观测的能力因素以及农户的文化传统和偏好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社会网络通过其内部的风险分担机制发挥着非正式保险的作用,进而降低农户储蓄率;3对社会网络的进一步分类表明,亲戚这种"强关系"能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而朋友这种"弱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的风险分担机制主要发生在联系较为紧密的亲戚之间。     

城镇化的迷思:户籍身份转换与居民幸福感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2013年数据(CHIP2013),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户籍身份转换总体而言对于居民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幸福感提升的主要作用渠道是增加了居民对于风险的抵抗能力,这可能源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质量的提升。然而,由政策规划所造成的"被动"户籍转换群体的幸福感并无显著变化。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证户籍转换人群基本公共服务的平等权利并持续推进农村地区居民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才能实现健康有序的城镇化,从而真正提高整个社会的福祉。     

农业保险如何影响农户家庭储蓄率——基于五省两期调查数据

降低农户家庭储蓄率对于“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和加速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山东、湖北、江西、四川以及云南五省2019—2020年两期入户调查数据，使用PSM-DID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农业保险对农户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首先，参与农业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且对于参保户来说，保障水平的提高对储蓄率也具有抑制作用；其次，农业保险可以通过提高农户消费、降低农户面临的客观不确定性、缓解农户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担心从而降低农户储蓄率。同时，农业保险还通过“结果的示范效应”影响农户储蓄率，当参保结果产生“负向示范效应”时，农业保险对农户储蓄率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农业保险对高储蓄率农户影响更明显，对高兼业水平农户、高社会网络水平农户影响则较弱。     

对中国农村食品消费商品化问题的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的有关资料，初步探讨了中国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现状、食品消费商品化的变化、城镇化对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模式的影响，并对影响中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的现金支出和实物支出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居民食品支出比重大，但绝对支出水平仍相当低，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还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现金支出的比重加速增长，食品消费商品化趋势明显；随着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的增加，食品消费现金支出和实物支出相对下降，且实物支出比现金支出下降快。在外饮食是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的农村人口下降及农村城镇化也将对食品消费带来重要影响。     

持有风险金融资产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吗?

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复杂的联系。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2019年两期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和中介效应方法,探讨了持有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加大农村家庭在通信消费、医疗保健、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方面的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通过金融财产性收入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以金融理财产品为例,进一步探究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及影响因素,较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可能性低,没有相关知识、不知道如何购买、受投资门槛限制是影响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持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素养,引导农村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从而更好地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水平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也在持续较快增长，居民储蓄率也一直居高不下。本文基于中国1995年至2010年的统计数据建立城镇居民储蓄率模型，运用相关计量经济学理论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知识建模，进行统计、经济意义以及计量上的检验，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存款情况，最终确定各因素对中国城镇居民储蓄水平的影响程度，并提出一些看法及建议。     

股票和保险对储蓄分流实证分析

在中国高储蓄率、高增长率、高利率的背景下,我国的储蓄存量持续增高。一方面高储蓄为投资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高储蓄也增加了银行的内部系统性风险。本文主要从股票和保险对储蓄分流的影响,以及通过计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来分析如何优化储蓄。因为城乡居民储蓄又是国民储蓄的重中之重,所以调整居民储蓄结构来缓解高储蓄带来的压力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     

不确定状态下的农户预防性储蓄行为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基于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微观家庭面板数据,选用了一个包含预防性储蓄动机的跨期动态家庭储蓄模型来检验浙江省农户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浙江省农户在1995—2006年的储蓄行为均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但在2002年前后发生了较大的转变,预防性储蓄动机在2002年后有所减弱。2003年开始,浙江省农户保险支出的增加使农户储蓄大幅度减少,保险支出和农户储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农地流转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养老计划——基于农地转出与农地转入视角的综合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和2015年数据,研究了农地流转对农村家庭养老计划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虽然对农村家庭制定养老计划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有养老计划的农村家庭,农地流转可以显著改变他们的养老计划方式。渠道分析表明,农地转出主要是通过弱化传统养老保障和促进非农经营活动参与的机制对农村家庭通过自己储蓄和投资的养老计划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而农地转入则主要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和提升农业经营抗风险能力发挥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地流转对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较低及流转面积较高地区的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估计及更改模型设定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证实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为推进我国农地流转、健全发展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预防性动机与消费风险分散——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住户数据为基础，讨论了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中的预防性动机、过度敏感性、消费保险及跨期替代等参数的特征。本文的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预防性动机，但消费保险机制的作用非常有限，消费行为中也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在不同组群的消费者中，这些参数的特征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膳食质量状况是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利用人均膳食质量分值（人均DDP分值）及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自1990年以来,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不断改善,但总体水平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不同类型家庭的膳食质量状况具有明显差异。人均收入、人均动物性食物热量摄入量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人口规模、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动物性食品消费量、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兼业程度和缩小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是提高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水平的主要措施。     

依托乡镇企业集群加速农村城镇化的对策思路——鄂苏浙粤的城镇化与乡镇企业集群的比较研究

寻找加速城镇化的新模式和新政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对湖北与浙苏粤的农村城镇化率、乡镇企业集群和就业集聚度的比较与分析,证明了三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乡镇企业集群提供了长期稳定足够的就业岗位和稳定收入,吸收农村居民向小城镇迁移,导致农村城镇化率的大幅度提高;解释了苏浙粤城市化水平高的主要原因是乡镇企业集群起步早、发展快、规模大,而湖北城镇化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乡镇企业集群起步晚、规模小;提出了以乡镇企业集群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而加速农村家庭迁移的农村城镇化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