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升级”抑或“极化”?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机器人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也给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带来诸多挑战。为了厘清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劳动力的影响，本文利用2004-2018年省级制造业工业机器人数据，匹配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通过联列方程识别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和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整体就业和工资水平，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力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显著提升了高、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却显著降低了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表现为就业“极化”效应；而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均具有正向影响，表现为明显的“升级”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为进一步理解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和保持就业稳定的政策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3—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总量存在显著的负影响,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升1单位将导致制造业就业总量下降3.35个百分点。针对影响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东部、西部地区有显著的负影响,对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制造业细分行业、低技能劳动者和男、女劳动者就业均存在普遍的负影响,对高技能劳动者就业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深入研究后发现,工业机器人替代不是导致制造业就业下降的根本原因,而是对制造业就业岗位的补充与延伸。政府在制定针对智能制造的产业政策时,应根据地方制造业劳动供给与企业生产需求进行灵活安排。     

去工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126个国家1991-201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去工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去工业化会显著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在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显著。从传导机制看,去工业化既可以通过劳动力就业转移直接影响收入不平等,也可通过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分化间接影响收入不平等。一方面,去工业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受到更大冲击,致使该部分劳动力失业,加剧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去工业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从工业的高薪部门转移至服务业的低薪部门,最终影响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可能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国家去工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发展中经济体要着重预防由于去工业化可能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恶化。     

广东与华东四省市劳动者工资权益的比较——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区域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广东劳动者的工资权益不如华东四省市劳动者。由于两地的人力资本、企业类型、制度保护不同,导致两地之间工资差异很大。进一步来讲,广东劳动者的年总收入和年工资性收入均低于华东四省市;广东劳动者对工资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而工资收入中加班工资占比较高,这意味着要获得同样工资收入,广东劳动者付出的劳动量和工作时间要多于华东四省市劳动者。     

信息技术、常规任务劳动力与工资极化

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大量以常规任务劳动力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进而可能引发工资极化问题。本文基于扩展的工作任务模型从理论层面剖析信息技术是否会引致工资极化，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信息技术会通过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影响工资，这种替代性对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弱化了城市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提升作用，同时也强化了行业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负面冲击；该替代性对工资的不利影响在常规任务劳动力群体尤为突出，导致常规任务劳动力工资增速较慢，从而产生工资极化现象。本文的研究为应对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工资极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     

中国会出现机器人对人工的规模替代吗?——基于日韩经验的实证研究

文章研究了工业机器人在日本和韩国应用与发展的历史,探讨了决定一国工业机器人普及的社会经济因素,并利用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工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制造业出口和技术水平等,均对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也基本上支持这些结论。在此基础上,文章详细分析了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和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发现中国不仅具备了日韩等国家的基本条件,同时还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中国极有可能出现机器人对人工的规模替代。     

中国会出现机器人对人工的规模替代吗?——基于日韩经验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研究了工业机器人在日本和韩国应用与发展的历史,探讨了决定一国工业机器人普及的社会经济因素,并利用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工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制造业出口和技术水平等,均对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也基本上支持这些结论。在此基础上,文章详细分析了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和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发现中国不仅具备了日韩等国家的基本条件,同时还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中国极有可能出现机器人对人工的规模替代。     

教育扩张能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吗?——来自CHNS2006年数据的证据

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这篇论文旨在探讨教育如何影响中国转型期劳动者的收入。从回归结果看,我们发现教育水平只解释了个人收入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较小部分。运用分位回归的方法,发现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收益率可能更低或不显著,这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和缓解贫困。对于教育而言,不同教育水平的收益率变化比教育水平本身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有更大的影响,与教育水平相关的劳动时间、就业单位也对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论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单纯教育扩张并不必然缩小收入差距,要使教育的收益率真正反映生产率的差异,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状况、缩小不同部门的工资差异。     

中国城市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基于非正规就业异质性的收入差距分解

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考虑非正规就业内部异质性分解了不同就业类型的工资差距来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就业的选择偏误和个人特征后,虽然不能解释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受雇者工资差异来源的全部,但两类就业群体工资差异的大部分被个人可观测特征所解释。其中,特征效应占79.3%,分割效应解释了20.7%的工资差异来源;正规就业者和自我经营者的收入差异则完全可以由两类就业群体之间的特征差异来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力市场是竞争且具有一定效率的,政策调节的重点应根据劳动者的可观测特征,实施市场为导向的措施来减少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性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工资差距:户籍歧视还是性别歧视

本文利用2012年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对户籍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数据结果表明:户籍歧视造成的工资不平等问题对于低工资收入人群来说相当严重;性别歧视造成的工资不平等及矛盾主要集中在低工资水平的就业者,而对于中高收入的劳动者而言,尽管收入越高性别工资差距越大,但都与个人特征相关;户籍工资差异和性别工资差异呈现出随收入增加而扩大的趋势,但鉴于工资差距原因不同,户籍歧视是主要阻碍劳动力市场的“帕累托效率”的问题所在.     

工业机器人进口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机理及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促进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理论假设,运用2001~2014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机理与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且工业机器人进口与制造业吸收能力存在交互作用;不同工业机器人及制造业分类的影响效果具有显著差异性。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需注重工业机器人的进口与消化吸收,不断拓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非线性影响：部门市场化程度差异视角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同部门市场化程度有所差异，劳动供给的部门异质性随之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汉森门槛回归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依托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文章探讨了工资对劳动力个人供给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部门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市场部门与公共部门劳动力的个人劳动供给有所差异。第二，工资与个人劳动供给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部门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三个"突变点"，工资门槛均使得工资"激励效应"加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劳动供给的工资门槛存在性别、城乡和行业异质性。第四，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劳动时间供给趋于降低，签署书面劳工合同使得市场部门劳动力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而政治面貌显著影响公共部门劳动供给。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我国劳动力个人供给曲线均未"向后弯曲"，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幸福感等议题需持续关注。     

工业机器人进口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机理及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促进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理论假设,运用2001~2014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机理与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且工业机器人进口与制造业吸收能力存在交互作用;不同工业机器人及制造业分类的影响效果具有显著差异性。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需注重工业机器人的进口与消化吸收,不断拓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劳动者收入与扩大消费需求——基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背景

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背景下研究我国劳动者收入问题对于扩大消费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劳动者持久性收入过低以及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预防性特征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劳动者暂时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特征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如果能够通过大幅增加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就可以使劳动者形成对未来收入的稳定性预期,这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为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新金融工具。     

英语技能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溢价测算

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语言能力在劳动力市场很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回报。文章采用CFPS、CLDS和CGSS三套数据,检验了英语的工资回报效应。总体上,英语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且这种效应具有异质性。例如,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从事管理和技术职业以及东部地区劳动者的英语经济回报率显著,同时英语能力对城市居民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对城市本地居民的影响要大于农民工。另外,在工资回报率上,英语的听说能力要明显大于英语的读写能力,而口语的作用又要大于听力。     

劳动力市场中容貌歧视的学历纠正效应研究

容貌歧视是劳动力市场中一种较为隐匿的歧视行为。文章基于2012年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所得数据,运用OLS回归及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对容貌的工资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支持容貌的优势和劣势都会显著影响劳动者的工资的结论,并且证明在男性群体、女性群体以及低学历群体中,"美貌溢价"和"丑陋罚金"都存在：前者会带来工资升水而后者则会降低工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文章首次揭示出容貌歧视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失效,即"颜值"并不会对高学历劳动者的工资产生显著影响。由此,"Dress for success"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降低容貌-收入负效应的途径之一则是提高学历水平。     

外资进入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差异——基于中国城镇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城镇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收入总体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等基本的收入决定要素下,逐步引入产业、省份、企业所有权和职业类别的固定效应后,检验结果依然稳健.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外资进入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外资进入对高技能劳动收入的正向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收入的正向影响;外资进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外资进入对男性劳动力收入的正向影响大于对女性劳动力收入的正向影响;外资进入对高收入者的正向影响大于对低收入者的正向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外资进入在提高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在拉大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劳动力供给、生产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工资外溢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1999-2007年441个四位码工业行业数据,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通过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式和间接生产率外溢方式对中国内资行业的工资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对中国内资行业工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2)国有行业比重提高会显著促进FDI通过劳动力供给方式对内资行业产生工资外溢效应,但同样会显著阻碍FDI通过间接的生产率外溢方式对内资行业产生工资外溢效应;(3)FDI对内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外溢效应显著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FDI进入显著缩小了中国不同劳动生产率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差距。     

农民收入变动及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文章通过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变动情况,分析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利用动态计量模型协整方法,得出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即农产品生产价格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有很大的正效应;非农劳动力的比重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很大的正效应,在提高农民收入上主要应从以上三方面入手。     

河北省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的障碍及对策

农民工资性收入已成为河北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本文从分析农村产业结构、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劳动力市场等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因素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实现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