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价格、金融加速器与经济稳定

本文以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为对象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在BGG模型基础上,运用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两部门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考察了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稳定影响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并对名义冲击与实际冲击的效应、不同经济结构下的经济波动进行了比较。认为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可以运用金融加速器机制解释由于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经济政策主要应减少名义变量的冲击,在资产价格波动较大的时期可以对不同部门采取不同的信贷政策。     

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的存在性分析——以次贷危机发生后的经济环境为例

金融加速器理论是关于金融市场通过信贷渠道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性放大效应的理论。金融加速器理论有三个重要的假设：资产负债表状况是企业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在经济衰退时期比其它时期对于企业支出更具解释力；金融加速器影响小企业的可能性大于大企业。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波及中国经济，金融加速器“小冲击、大波动”的特点在中国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又对金融加速器的研究和利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人口流动管制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异质性技能视角分析

人口流动是我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那么人口流动管制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有什么样的影响?文章在标准RBC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异质性高低技能劳动，考察了人口流动管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人口流动管制对总产出和总消费都有负向影响，会增加低技能工资，降低高技能工资；（2）资本质量冲击、政府购买冲击不仅会使消费和工资水平下降，同时也会造成福利下降，其中单位政府购买冲击会使居民福利下降最大，低技能总福利损失大于高技能总福利损失；（3）通过方差分解发现人口流动冲击能解释产出波动的7.83%和投资波动的5.60%，同时还发现随着经济中高技能比重加大，单位人口流动负冲击对社会福利损失越大。文章基于人口流动管制异质性视角研究得出流动人口管制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总福利，为我国流动人口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对我国的潜在冲击与应对——基于金融CGE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考虑资本市场的多部门金融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编制了中国金融社会核算矩阵,并基于模型定量评估了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对我国宏观经济潜在的金融冲击、贸易冲击和实体冲击的影响.发现如果只有金融冲击,没有贸易冲击和实体冲击,尽管会产生一定结构性扭曲,但经济总体受到的影响有限;如果同时发生金融冲击、贸易冲击和实体冲击,我...     

商业银行税负、信贷规模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分析

商业银行是经济活动的金融中介,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PVAR)模型考察商业银行税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税负显著降低了信贷规模,对经济波动的直接冲击效应显著且存在一定滞后性。同时,信贷渠道会放大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该冲击效应要远大于银行税负的直接冲击效应。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应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总体税负、强化税收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充分释放税收“红利”,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国际贸易冲击效应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1978～2005

本文将国际贸易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分解为供给冲击、国外需求冲击和名义冲击三个方面,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贸易冲击效应进行经验检验,识别了国际贸易结构性冲击,并考察了各种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预测期内,在国际贸易三种结构性冲击中,国外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能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波动,所不同的是前者为正效应,后者为负效应,前者短期效应较明显,而后者长期效应较明显;名义变量(贸易条件)对经济波动的冲击效应则不显著。随着中国汇率制度的改变,贸易条件冲击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应引起重视。     

诺贝尔奖获奖者伯南克与他的金融加速器理论

伯南克等人将金融摩擦引入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宏观经济模型中,开创性地发展了金融加速器理论（BGG模型）,阐释了经济周期的动态演变过程。金融加速器理论核心观点是,一个很小的外部冲击都会被金融加速器无限放大和加速传导,从而导致经济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可能演化为一场持续性的大萧条。金融加速器理论是对金融危机理论的重大突破,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被用来指导美国的货币政策实施,从而避免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演化为一场灾难性的持久大萧条。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危机前后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8年1季度至2015年4季度数据,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金融危机前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其驱动作用仅次于技术冲击,明显强于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与国际金融危机前相比,危机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力明显增强,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驱动作用的重要推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价格水平层面,也反映在波动率层面,而在后危机时代,后者的影响更甚。     

能源格与中国宏观经济:动态模型与校准分析价

能源价格的上涨和大幅度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探讨能源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研究能源价格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特征事实,其次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引入能源价格冲击,建立能源价格波动影响宏观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模型参数校准到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相一致,并比较模型经济和实际经济的接近程度.分析结果表明,引入能源价格冲击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对真实经济的模拟效果相当理想.能源价格冲击的初始效应大于技术冲击;技术冲击持续的时间比能源价格冲击更长     

中国经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DSGE模型分析

文章建立一个三部门经济DSGE模型,使用中国数据对模型中的参数校准后进行数值模拟.通过分析模拟数据的脉冲响应图、波动性和自相关性发现,含金融加速器模型模拟的数据对实际数据的解释能力更强,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有助于放大和传播所有对投资和产出暂时冲击的效应.该结论从微观层面验证了中国经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存在性,并验证了中国信贷市场摩擦导致金融加速器机制提高了标准宏观经济模型解释正常周期波动的能力.     

金融危机对全球股票市场的传染研究: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

在"复杂网络构建-网络结构分析-金融危机传染模拟"的分析框架下,利用2004~2015年全球4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股市数据估计各股票市场之间的非对称因果关系,构建全球股市网络,从网络结构变化的角度定量刻画两次危机对全球及中国股市的传染,同时利用带有潜伏期的传染病模型模拟金融危机的传染过程。研究发现,金融危机的冲击会使全球股市网络出现结构突变,次贷危机对全球股票市场的传染性远高于欧债危机,但对中国股市的传染弱于欧债危机;中国股市在两次危机期间均没有受到美国和希腊的直接传染,尽管国际影响力仍然较低,但是外部冲击的影响却逐渐增强;次贷危机在网络中的传染存在扩散阈值和崩溃阈值,而希腊作为单一传染源则不会导致全球股市网络的崩溃;潜伏期虽然能够为各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时间,但是潜伏期越长,危机传染性就越强。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三个基本判断

金融创新过度仅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而美国国家战略转变和经济衰退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金融危机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应对危机，关键是要形成主要以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发展机制     

世界经济冲击与中国外贸波动——基于多国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使用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方法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构建一个增广的VAR模型,分析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外贸进出口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单个经济体宏观变量波动的影响程度而言,美国和日本GDP波动对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影响要高于欧盟。美国金融市场变量冲击对中国外贸进出口产生了显著且复杂的影响效应。人民币汇率波动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可能会对外贸发展产生长远影响。在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下,外部经济波动的传导效应会更加明显。这将为未来的宏观经济调控带来更大挑战。     

中国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间收益、波动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VEC-DCC(BEKK)-BVEGARCH模型

用向量自回归动态二元EGARCH模型,对中国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间的收益与波动,在金融危机前后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显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中国黄金不存在溢出效应,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对黄金存在负向溢出效应;较之金融危机以前,美元和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对黄金收益的波动溢出效应减弱,尤其是美元,危机前,黄金市场对来自美元和欧元外汇市场的信息冲击,存在显著＂杠杆效应＂;危机期间,市场间＂杠杆效应＂减弱。     

金融周期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基于时域和频域相结合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两变量SVAR模型，采用时间序列时域和频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金融周期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金融周期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衰退期和繁荣期，金融周期冲击可以分别解释经济波动的57.78%和18.01%;(2)金融周期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呈现时变性，在2011年之前，造成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是金融周期冲击，可以解释经济波动的60.79%,而在此之后，只能解释经济波动的17.88%;(3)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在不同的频域内存在着双向的影响关系，但在二者的主要周期部分金融周期领先经济周期波动，说明存在着从金融周期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制；(4)金融周期的中周期和短周期分别与经济周期的中周期和短周期重合，表明二者存在着周期共振。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应对金融周期波动以及维持经济稳定具有良好的政策含义。     

风险防范视野的金融体系缓释周期及对策催生

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亲周期性,在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下,容易放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金融体系的发展催生和加剧亲周期性,进而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增强,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应全面认识现代金融体系下亲周期问题产生的原因,建立缓释亲周期性、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框架。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股市的国际地位——基于非线性视角的股市联动网络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股市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全面认识中国股市的国际地位对于揭示国际股市一体化联动中的传导机制,防范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文章应用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金砖国家和七国集团股市收益率和波动率的联动关系及其联动网络结构进行分析,揭示出中国在国际股市联动中的地位对传导关系的控制方式,定量分析出事件冲击下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之间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1）国际股市收益率和波动率联动网络呈现出稳定的非线性联动关系网络结构,受其影响各国股市收益之间存在互惠性,而波动之间则存在传染性;（2）在收益率联动网络中,中国股市的作用和地位已与英国相当,远高于其他金砖国家,正逐渐由"从属地位"转向"中心地位";（3）在波动率联动网络中,中国股市是造成国际股市风险交叉影响的重要"桥梁"。综上而言,当前中国股市表现出"高风险低收益"的市场特征;（4）中国对国际股市的影响具有典型的"地缘特征",将网络中心国家股市的利好传递给地缘临近国家股市;（5）波动率联动网络中初始冲击强度较大的国家,往往是对中国股市持续大规模产生冲击的国家;（6）相比较国际股市调整波动冲击的时间而言,中国股市调整时间较短,这表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致力于股市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工业行业间的资源错配与效率损失研究

文章旨在"资源配置与总量生产率"框架下研究提升行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在启动内需动力和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文章以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研究样本，采用陈永伟、胡伟民（2011）建立的引入中间投入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框架，测度了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和产出缺口。研究发现：（1）考察期行业间的劳动、资本、中间投入三大要素对产出的扭曲变动效应均为负数，表现为"中间投入扭曲带来的影响>资本扭曲带来的影响>劳动扭曲带来的影响"，中间投入的影响最大且呈现扩大趋势。（2）资源错配造成的产出缺口平均为8%。其中资本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约为劳动错配造成效率损失的2倍，中间投入造成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约为劳动错配造成效率损失的4倍。（3）工业产出和TFP变动的分解表明，要素投入增长依旧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各行业TFP的提升主要动力源于各个行业总体TFP的增长，份额效应和扭曲改变效应微乎其微。（4）资源错配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行业集中度越高、国有企业比重越大的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本和中间投入过量问题。文章研究表明加强中间投入的资源优化配置对于启动内需和构建双循环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中国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分析

本文从周期角度出发,构建结构模型和双重△CoVaR模型,探究跨境负债和资产的扩张或收缩对银行部门的风险溢出机制。结果显示:第一,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对银行部门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跨境负债波动的溢出效应强于跨境资产。第二,跨境资本周期性波动通过影响中小银行风险承担和风险实现以及大型银行的风险放大作用影响银行部门。特别地,股份制银行在受冲击和风险放大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第三,跨境资本扩张带来的风险承担会显著提高未来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实现水平。本文为提高跨境资本管理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逆周期因子、汇率波动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汇率的剧烈波动会对整个银行体系产生剧烈冲击，甚至会诱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保持汇率稳定对于构筑稳健的双支柱宏观审慎调控框架，抵御外部冲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都至关重要。为此，央行于2017年5月正式引入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格进行调节，以确保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其调节效果和影响效应一直备受金融当局和学界的关注。基于此，文章将逆周期因子引入银行风险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逆周期因子的开放条件下四部门银行风险模型，分析了逆周期因子通过稳定汇率波动进而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VP-VAR模型和两次逆周期调节期间相关变量周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逆周期因子在短期内可以显著降低汇率波动幅度，保持汇率稳定，进而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然而，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影响效果逐渐减弱，因而中长期效果不如短期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