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的"义利观"谈市场经济下的义利关系

一、中国古代的"义利观" 义利关系问题,历来是道德论争的基本问题.中国古代伦理学史上的思想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长期激烈的讨论,在争论中形成了绵延数千年的三大派别:重义轻利说、重利轻义说、义利并重说.     

孔子的义利观

孔子对义利问题给予了充分重视,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义利的关系问题上,孔子认为,义利既不可分割,又以义为先,以义制利;人们在谋求利益时,要符合道义,见利思义。义利观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范畴。     

大学应确立主体性教育目标

大学主体性目标危机存在 对于中国的大学教育来说,"大学目标危机"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存在一个历史前因.从历史前因来看,中国历来有"人文化育"的儒家教育传统,"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即可透视出先哲强调人的精神境界教育的主张.     

论王阳明“生死观”的终极情怀

王阳明将“勘破生死”作为“学问”之“尽性立命”的根基，更将“舍生取义”提到“学者”之“知真行善”的高度。本文试从学问之求真、学者之至善、学理之尽美的终极角度，探讨王阳明知生死、行生死的理论与实践。王阳明对“生”与“死”的“知”与“行”，凸现了浙东学派“重利不轻义”或“义利并重”的特色。     

强化企业的社会利益观：对唯利是图利益观的质疑

西方企业利益观的发展经历了由唯利是图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演变。而我国企业利益观则存在着严重的极化现象，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义轻利转向现在普遍的重利轻义。对此，必须塑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利益观，即要达到义和利的统一。企业要建立可持续发展利益观，不仅自身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还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另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有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制约的。     

我国家族企业实施文化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文化管理是基于制度管理之上的先进管理模式,我国家族企业实施文化管理有助于解决制度管理下难以化解的管理问题。具体来说,文化管理在避免重情感轻制度、促进企业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消除家族内外成员之间隔阂、改变企业重利轻义的短视行为、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功效显著。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博弈

医生将病人抛荒野外,这让人首先想到的是市场经济下的人心不古,重利轻义。面对“医生缺德、商人失信”等种种道德困境,重塑市场伦理,打破道德悖论,是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确认识义利关系 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义利观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 ,对人的行为的价值取向有直接的影响和决定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使义利观这一道德范畴获得了新内容和意义。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正确认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 ,坚持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义利关系作为认识和处理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 ,即表现为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所谓义是指整体的和集体的利益 ,所谓利是指个人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依赖、不…     

孔子义利思想的现时代价值新论

孔子义利思想是孔子的义利思想,是仁、义、利统一的民生义利观,内涵是援“仁”入“义”,以“礼”为“义”,合“义”取“利”。道德正义价值对于利益平衡的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处理上,更表现在企业经营和社会治理方面。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扬弃孔子义利思想,对于实现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义利逻辑

中国外交具有比较明显的人际关系和人际情感色彩,中国与他国的双边关系常常呈现较大起伏,并伴随有显著的情感或情绪性变化,这种现象难以用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去理解和解释。作者借鉴中国人处理日常人际关系的经验智慧,结合理性主义和文化心理学两种范式,提出了分析中国对外关系与行为的义利逻辑。中国的对外关系与行为通常是在追求带有情感色彩的长期关系互惠(义)与短期明确利益或理性国家利益(利)之间相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的关键在于义利冲突的程度,如是否损害主权、安全等核心国家利益以及持续损害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其他重要利益。对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印关系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中菲关系两个案例的考察初步验证了这一推论。揭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义利逻辑,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对外关系实践的基本思维和行为模式以及贯彻正确义利观,也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提供了有益启示。     

金融发展要在义利之间取得平衡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货币、金融通过服务实体经济得利,反过来又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此为货币金融存在之义。义并不反对利,但义利关系要平衡,社会经济才能顺利发展,否则就会"翻车"。近代中国的"橡胶股票风潮"、金圆券改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都是金融脱离实体经济、造成社会经济巨大损失的实例。必须牢记金融发展中的义利平衡关系。     

加强广播电视大学师德建设的探讨

师德是教师修养水平与行为自觉性的体现,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思想、品质与行为的稳定性规范。在目前电大教师队伍中,存在极少数教师违反教师职业道德,从教行为不规范、为教不廉、以教谋私、价值理念实惠化,道德观念自我化,重利轻义、不讲诚信等问题,严重影响高校教师队伍的素质水平及高等教育的整体形象,加强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师德建设迫在眉睫。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冷漠自私、重利轻义、知识和礼仪欠缺、诚信失范、道德危机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教育大众化实施下的不利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单一、高校教育者自身素质的影响和大学生自身原因等。     

儒家义利观及现代应用

文章以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的社会疑问为出发点,从哲学层面来思考这一问题所映射的社会道德价值趋向。通过分析孔孟荀三圣对"义利之辩"的解析,肯定义利之间的适度张力能给予当代社会问题以正确的解决途径。对孔门"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肯定,以儒家"义利观"为核心,进而提出,用以义制利和以利弘义来解决这一社会道德难题。     

建公平公信文化产权交易机构树当代书画收藏市场的新常态

书法与国画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改革开放后,书画收藏成为一种投资行为,逐步形成具有传统风尚和现代意义的书画收藏市场,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画作品从创作到收藏,兼具公益性与有偿性,呈现出 "义" 与 "利" 相互依存的两种形态.无论是倾心艺术事业的人,还是从事文化产业的人,都期待着成立一个公平的、义利兼顾的市场机制.     

风生水起大唐梦——王延和的精神家园构建及其企业家公共责任的思考

观察王延和的创业历程,每一步,都颠覆了"商人轻义重利"的一般判断。他有意识在企业中融入儒家文化符号,按照中国人做人的基本规范从事经营、组织企业,更多地对社会承担责任,试图在金钱之外,为自己的人生、为企业的存在,寻找另外一层意义。这代表了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精神觉醒和公共责任意识回归。这或是一种文化的重建,引领着王延和们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成为儒家所谓的"大人"。他们身上,已经抛弃了这个时代甚嚣尘上的物质主义,并从利己主义的藩篱中走出。     

孔子“崇德辨惑”之教——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

在《论语》中,有两次关于孔子与其弟子讨论崇德辨惑问题的记载。《颜渊》篇载:"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樊迟从游于舞零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子张、樊迟都提出"崇德、辨惑"的问题,这似乎说明:孔子平日经常教导弟子要崇德辨惑,而子张和樊迟有所不解,故又提出来请教。崇德辨惑可以说都是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崇德是孔子的中心思想,辨惑是孔子的主要思想方法。孔子答子张与樊迟崇德之问,对子张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对樊迟说:"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这都是针对子张与樊迟的思想情况而讲的,都是因材施教。事实上     

试论司马迁“义从利出”思想

义利论发端于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司马迁汲取先秦儒家义利论思想养分,形成其独特的“义从利出”即“义在利中、以利养义”义利论思想。司马迁充分认识到人类货殖求利的弊端,提倡用礼仪等办法防范唯利是图行为,并提出货殖求利的“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货殖原则以及“以德取财”“诚壹”“奇胜”等货殖路径。司马迁“义从利出”义利论,是先秦儒家“利从义出”义利论的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法思想契合,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华夷之辨"在清代的递嬗

"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儒家的基本政治思想,历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极力推崇,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严格执行."华夷之辨"曾一度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加速了中国一体化的进程,其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历史发展到清代,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的滞后和文化的保守,再加上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渗透,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所认定的世界格局和秩序,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封建专制政体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而西方的先进科技、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又在不断冲击人们固有的文化定位,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身和列强的关系,导致了"华夷之防"的疲软,"华夷之辨"出现嬗变.本文试对清代"华夷之辨"的历史递嬗作初步分析.     

“孔融让梨”：“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博弈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博弈实质就是“义”与“利”的博弈。义利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实践课题。义与利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凸显出新的内容,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本文以“孔融让梨”的故事出发,在现实中国的环境下,来探讨“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博弈的现代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