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与数量型工具相互支撑的货币政策框架研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特定条件下综合运用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调控已成为许多央行的选择,即使是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后,一些国家也开始注重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的配合.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等三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对比分析了价格型、数量型等六种组合下的货币政策工具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混合型政策工具优于单一型政策工具,如果更加注重GDP目标,数量型工具为主、价格型工具为辅的调控(QP)效果相对较好;如果更加注重通胀水平,那么价格型工具为主、数量型工具为辅的中长期调控(LPQ)效果较好;如果更加注重就业目标,运用价格型工具为主、数量型工具为辅的短期调控(SPQ)效果较好.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有向无环图的分析

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背景下,本文采用有向无环图(DAG)技术和基于DAG的预测方差分解方法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主要源于其自身惯性的推动;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效果方面,货币供应量和金融信贷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比较明显,而实际利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则十分有限.进而得出,在我国以数量机制为主导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较之以价格机制为主导的调控体系更为有效的结论,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对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执行和政府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非线性效应——基于自私募股权投资经验证据的分析

私募股权投资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资本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周期有重要影响。通过构建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本文从不同期限结构和类型的政策模式角度探索货币政策对私募股权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短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调控效果更佳,而长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平稳时期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调控效果更佳,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私募股权投资的影响在时间维度呈现递减趋势;短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调控效果更佳,而长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平稳时期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调控效果更佳,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私募股权投资的影响在时间维度呈现递增趋势。因此,长期价格型货币政策是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时期后的主要选择。     

中国货币政策应兼顾资产价格与人民币汇率目标吗——基于LT-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分析中国货币政策是否兼顾了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目标,进而基于LT-TVP-VAR模型,研究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货币政策冲击下,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不同滞后期的时变脉冲响应。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以来,价格型货币政策已考虑了资产价格目标,但人民币汇率目标仍不显著;资产价格面临不同货币政策冲击时,各滞后期脉冲响应存在较强的周期性和领先滞后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面临不同政策冲击时,各滞后期脉冲响应存在很强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中国在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促进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同时,应兼顾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目标。     

棚户区改造、非常规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

本文基于2002年1月-2018年3月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TVP-SVAR模型实证检验了棚户区改造背景下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2013年之后,常规货币政策数量型工具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基本是失效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中的抵押补充贷款逐渐取代M2成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从政策效果来看,虽然抵押补充贷款是房地产价格短期上涨的主要因素,但其长期影响并不明显;从影响机制来看,抵押补充贷款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房地产价格,还能够通过降低实际利率间接地影响房地产价格;分城市来看,抵押补充贷款对大城市的影响是非结构性的,但对中等城市的影响是结构性的,意味着通过抵押补充贷款支持棚户区改造的做法很可能导致中等城市房地产市场蕴含更大的价格波动风险。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对非常规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理解,从而能够为棚户区改造与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VAR模型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如何影响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这两个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存在时滞,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及价格的调控作用有限,对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影响相对较为明显。     

G20国家差异化金融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传导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模型选择—时变参数—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DMS-TVP-FAVAR)构建金融条件指数(FCI),度量G20主要成员国的金融状况,进而建立以FCI为转移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以及经济增长等货币政策工具变量与目标变量在内的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PSTR),以研究G20成员国及其中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G20国家中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波动幅度比新兴经济体更大;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不仅在不同金融状况下表现出非对称性,也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表现出异质性;当金融状况低迷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对产出表现为正向冲击,同时,新兴经济体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远高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发达国家表现为正向冲击,在新兴经济体表现为负向影响;当金融状况一般时,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估计系数更易平滑转移,说明此时货币政策调控具有不确定性;当金融状况良好时,发达国家数量型货币政策产生负向影响而新兴经济体表现为正向影响,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存在差异性。     

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的时变反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对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冲击的响应动态,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特征,而且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冲击的时变反应规律存在显著差异;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冲击的反应能力较差,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冲击的反应时滞表现出逐渐缩短的趋势,但在反应强度上有所减弱。所以,现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协同运用可以有效弥补其指标可控性与最终目标的关联性等方面的差异和不足。     

央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基于2000-2012年月度数据的VAR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0年-2012年2月的CPI及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月度数据,应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方法,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的效果进行量化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央行货币政策中的价格型政策工具有效性较高,数量型政策工具有效性较低,对于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采用汇率升值政策是时效性和影响力俱佳的选择.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1996年后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分析,探讨我国选择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的特点和偏好,结果显示我国明显偏好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