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视角下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

本文运用基于 SBM方向距离函数的 GML指数对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然后通过 PVAR模型对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是 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总体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较大, 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态势。GMM 模型估计结果与脉冲效应函数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具有时变效应, 但作用方向正好相反。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是解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然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相对较小。 因此,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应因地制宜, 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 积极推进产业集聚, 同时要注重提高产业集聚质量。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波特效应再检验

“既要青山绿水， 也要金山银山”， 要求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做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环境规制日渐严格的压力下， 对资源严重依赖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波特假说” 还能否成立？ 本文运用 DEA－SBM－Malmquist 模型评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分析环境规制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效率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推动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的提高， 对经济发展具有助推的潜力， 环境规制通过直接作用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 进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 “波特假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以成立。     

环境规制对中国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不含西藏)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从静态和动态视角进行分析,深入讨论环境规制对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省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且环境规制与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基于此对政府环境规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以及中介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我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产生影响不同,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影响效果比污染惩处影响效果好。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能源要素价格的传导作用有所不同,增加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会降低能源要素价格,而能源要素价格会随着污染惩处的加大而上升。能源要素价格的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低碳视角下中国省域电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路径研究

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解框架中,测算了低碳视角下我国30个省份2003—2018年火电行业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并与未考虑非期望产出时的GML指数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火电行业的环境无效率值为10.71%,劳动投入无效率以及二氧化碳过度排放是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其中东部地区各省份火电行业的环境效率最高。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1.99%,高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时的年增长率,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三大地区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为正增长,而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大。     

环境规制对中国地区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 2002～2018 年工业绿色生产率 GML 指数。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却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型规制在中、西部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东部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均会起到促进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在未来环境规制策略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煤炭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双碳”目标和煤炭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产业集聚、科技进步与创新等对煤炭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煤炭产业集聚特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煤炭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在分析煤炭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我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对自主创新、外部引进、政府支持等3种技术创新模式的中介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煤炭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在煤炭产业集聚与GTFP的非线性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不同的创新模式对不同集聚程度区域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自主创新对低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外部技术引进对高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支持则对中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但对高集聚区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对煤炭产业集聚下如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借鉴意义。     

绿色信贷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两高一剩”企业的准自然实验分析北大核心

绿色信贷是推动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以2012年银监会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绿色信贷对“两高一剩”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并对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两高一剩”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通过恶化资本配置效率和抑制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效应的经验证据,对进一步激励“两高一剩”企业绿色转型,实现经济与环境绩效的双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工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提升——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分析

黄河流域在工业集聚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需求。本文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71个城市的数据样本，运用SDM模型实证检验工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工业集聚与本地绿色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与周边城市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不同类型城市工业集聚对本地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强度具有异质性，表现为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集聚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此，应识别工业集聚的不同阶段影响，注重产业错位发展，强化产业互补，深入发挥工业集聚的积极影响，因地制宜，以期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促进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对高技术企业比较明显。绿色金融发展有利于激发企业绿色研发投入的动力，且对高技术企业的激励作用更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绿色研发投入推进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绿色研发投入在促进高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传导作用相对更大。     

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效率和生产率的研究

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标,对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我国26个制造业行业1999～2008年的效率和生产率及其构成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的过多使用以及SO2和COD的过度排放是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环境无效率水平最高的是原材料工业,环境效率水平最高的是机械设备制造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低于市场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说明了环境管理的无效率;纯技术进步是中国制造业行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矿产资源开发对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研究

矿产资源开发对经济发展绩效是否有不利影响,学术界尚未给出统一结论。本文基于我国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模型对矿产资源开发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省际层面内,矿产资源开发与TFP增长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人力资本投入、研发力度、政府干预程度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可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大研发力度等方面入手,规避"资源诅咒"现象。     

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20个子行业2005~2019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和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2005~2019年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同时,本文通过对不同渠道下的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制造业总体及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贸易溢出的影响不显著,FDI溢出抑制绿色生产率的提高,ODI溢出对绿色生产率有较强促进作用,但每种渠道技术溢出对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加大对外投资是提升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渠道。     

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分析

为了解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行为模式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统计了230个城市在2010~201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通过OLS法还是工具变量法,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扩张均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且土地财政扩张在带来规模效应的同时会对技术进步和效率产生抑制;而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扩张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分布,即当人均出让收入的对数小于1.52时,土地财政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会产生抑制作用。这表明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会导致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和房价上涨,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     

绿色信贷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金融是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背景下，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正式实施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更加显著，这得益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更高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绿色信贷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对于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以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