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文章通过构建考虑中间品进口关税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地,文章将2001年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此外,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DVAR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环节所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为通过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领域以及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来提高我国的贸易收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的影响

本文大量研究讨论了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我们基于Melitz(2003)模型,对企业互联网化进行了扩展,认为随着企业互联网化程度的提高,企业会更多地使用国内中间投入。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新浪微博的数据匹配,研究表明:(1)从贸易方式来看,企业互联网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2)区分企业所有制、所在省域和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发现企业增强互联网化程度对提升国内中间投入使用的促进作用会因企业所有制、所在省域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稳定性的不同而异,互联网化对非国有企业、东部省份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3)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企业互联网化主要通过提高国内中间投入的使用这一渠道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据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通过加强自身业务同互联网的融合,提高了国内中间投入的使用,有助于提升本国企业出口竞争力。     

虚拟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上下游关联视角

产业集群虚拟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本文基于电子商务平台实践构建了中国工业企业虚拟集聚指数,考察了虚拟集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作用机制和微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同行业及上下游产业虚拟集聚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出口DAVR,且对私营、非加工贸易、东部地区和非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作用更显著;虚拟集聚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加成率和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提升企业出口DVAR;虚拟集聚在降低企业中间品进口二元边际的同时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推动企业实施中间品进口替代战略。     

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政府补贴与出口国企业增加值研究

政府补贴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常被政府用于干预企业的出口扩张。以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切入点,使用Tobit和动态面板的固定效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产生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规律。异质性分析表明,较于加工贸易企业,政府补贴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影响企业出口DVAR。研究结果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对外反倾销与制造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间品视角

本文基于Kee和Tang(2016)模型框架,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法首次研究了中间品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交错型双重差分法的处理效应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表明,对外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机制分析发现,对外反倾销同时通过调查效应和成本效应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成本效应起主导作用,且对外反倾销对低加成率企业影响更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对进口中间品种类较少、技术复杂度较低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如何更好借力反倾销措施提升本国制造企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依据。     

信贷约束、资本配置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一个国家的信贷约束对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起着多大程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信贷约束使得企业无法得到充足的资金而显著地降低了企业投资高质量产品的行为动力.但是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使得企业对外部信贷资金的需求程度可以通过加速资本的配置来得到满足,也使得企业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向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以及企业生产率的固定资产投资上,这最终都有助于企业配置资金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另外,国有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外资企业的不同,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方式下的信贷约束的表现也不同.在本文使用其他信贷约束指标做稳健性检验之后,和本文构建的信贷约束指标经济含义相近的银行信贷约束与我们所得结论一致,和本文经济含义不一致的商业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是无法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消除的.     

异质性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企业异质性、进口中间投入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分析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机理,通过测度企业层面的中间品投入关税和DVAR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中间投入品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企业DVAR的提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DVAR的影响并不一样。本文结论为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角度重新认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地区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文章采用2002—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利用Tobit模型考察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融资约束和企业出口的DVAR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融资约束有利于企业提高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意识,加强研发和自主创新,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尤其在一般贸易企业中作用最为明显。(2)提高地区层面普遍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缓解企业进出口的成本压力,促进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3)外源融资约束,比起内源融资约束和商业信贷约束,对企业的竞争压力更大,更容易促进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基于国内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内增加值计算2000～2013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并对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是否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影响出口技术水平提升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得到一定优化,但总体呈倒"U"型增长,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固化效应。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贸易附加值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出口贸易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然面临着出口贸易附加值整体水平不高的现实.在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以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为研究视角,对其在出口贸易附加值方面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相关研究结论.     

进口中间品、进口资本品与企业出口复杂度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抑制非高技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在影响机制检验中,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文化与出口产品创新

本文实证分析了个人-集体主义文化对出口产品垂直型(质量)创新和水平型(多样性)创新的作用。在控制可能的测量误差和内生性后,本文发现个人-集体主义文化对出口产品垂直型创新并无显著影响,而对出口产品水平型创新具有显著影响,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有鉴于此,本文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讨论了不同文化国家出口产品创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浙江省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分布的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分析

根据Lall(拉尔)贸易产品技术分类体系,从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分布的角度,对浙江省1999年～2010年出口贸易技术结构进行了分类研究,证明,该阶段.浙江省出口贸易技术结构整体上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但存在不合理现象,进一步优化技术贸易结构势在必行.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