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为样本,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 运用Tobit 面板数据处理方法, 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1）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 技术水平下降是主要原因; （2） 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不均衡, 东部地区最高, 西部最低; （3） 用各种指标度量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基本一致, 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     

“资源诅咒”视角下环境规制、能源禀赋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份

以"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利用2013—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验证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能源禀赋与能源效率的关系,明确能源禀赋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整体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环境规制对这一现象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其次,从能源赋存量视角看,能源赋存量较高地区存在显著"资源诅咒"现象,环境规制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一现象,而能源赋存量中等地区以及较低地区则不存在这一现象。从经济发展水平视角看,中部地区存在显著"资源诅咒"现象,且环境规制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一现象,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这一现象。进一步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于能源禀赋程度较高的地区调节作用更明显。对"一带一路"上资源型地区的"资源诅咒"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结果,为资源型地区能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实证研究

“绿色”作为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新契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探索合理的政府干预手段和适当的调控强度,环境规制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能源企业项目低碳转型和资源利用有效提升成为重要议题。因此,选取2012—2021年172家能源行业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绿色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动态影响,完成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直接改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不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解结果的影响;(2)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是环境规制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3)区域经济发展匹配度受地理因素限制,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应实施差别化环境规制策略、丰富环境规制工具;培育绿色低碳领域创新主体、引导技术资源联通优配;融合发展区域绿色生产、调整污染治理技术高效转型,以期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投资率长效发展。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企业R&D投入影响因素——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规模、债务水平、国有控股、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状况与R&D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证实：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利于R&D投入;负债对R&D投入具有制约作用;股权集中有利于R&D投入。国有控股、管理层持股、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状况与R&D投入的关系受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在企业成长和成熟阶段,国有控股不利于R&D投入,而在企业衰退阶段,国有控股有利于R&D投入;在企业成熟阶段,管理层股权激励不利于R&D投入,而在衰退阶段,管理层股权激励对R&D投入有促进作用;在企业成长阶段,“两职”合一可能有利于R&D投入,在成熟和衰退阶段,“两职”分离更有利于R&D投入。     

工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提升——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分析

黄河流域在工业集聚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需求。本文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71个城市的数据样本,运用SDM模型实证检验工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工业集聚与本地绿色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与周边城市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不同类型城市工业集聚对本地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强度具有异质性,表现为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集聚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此,应识别工业集聚的不同阶段影响,注重产业错位发展,强化产业互补,深入发挥工业集聚的积极影响,因地制宜,以期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促进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首先运用DEA模型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绩效进行了测算,继而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规制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2000～2011年间,全国样本的环境规制绩效虽有波动,但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增长趋势趋于稳定;就区域和省际层面而言,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环境规制绩效的因素较多,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促进环境规制绩效提高的积极因素,而环保力度和受教育水平则不利于规制绩效的提高。     

基于VAR的我国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VAR模型,实证分析1953～2014年我国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二者呈现正相关;在长期,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分析了影响能源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不含西藏)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从静态和动态视角进行分析,深入讨论环境规制对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省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且环境规制与煤炭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基于此对政府环境规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政府环境规制、 企业环境治理与银行利率定价——基于演化博弈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构建了包括政府、 银行与企业在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推演得出政府环境规制、企业环境治理与银行利率定价之间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重污染上市公司 2012～2018年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银行利率定价有显著负向影响; 企业环境治理会显著降低银行利率定价; 企业环境治理在政府环境规制和银行利率定价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相比于低质量环境信息披露企业, 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中, 环境治理的中介效应更强。     

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波特效应再检验

“既要青山绿水, 也要金山银山”, 要求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做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环境规制日渐严格的压力下, 对资源严重依赖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波特假说” 还能否成立？ 本文运用 DEA－SBM－Malmquist 模型评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分析环境规制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效率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推动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的提高, 对经济发展具有助推的潜力, 环境规制通过直接作用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 进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 “波特假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以成立。     

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评价与解构——基于“管理—环境”双重视角

本文应用DEA四阶段模型,将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解构为全要素能源管理效率(TFEME)和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TFEEE),对2005—2009年中国省级区域的能源效率现状、成因与提升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能源节约潜力大约为能耗现值的30%至40%;管理无效率和环境无效率是能源低效的共同成因;现阶段能源效率提升主要依赖于外生环境改善,内源性管理效率提升的动力不足;TFEE、TFEME和TFEEE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特征,东部领先、西部落后;产业结构、教育程度、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是区域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北京、天津、上海等应着重改善区域能源管理能力,江西和宁夏应重点优化外部环境,河北、山西、吉林等应从管理和环境两个层面双管齐下。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绿色信贷政策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显著降低了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作用渠道主要是加剧企业的资本深化过程,而不是缩减产出规模,同时外部融资约束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2）该政策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且资本深化过程对劳动生产率也会产生影响;（3）绿色信贷在市场集中度更高以及技术偏向较低的企业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大,同时企业更强的偿债能力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作用。本文为进一步推进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分配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分析

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困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协整模型检验了1994~2009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能力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关系。环境规制强度是技术创新的Granger原因,环境规制强度是碳排放量的Granger原因,技术创新是碳排放量的Granger原因。环境规制的合理安排和有效执行能够充分实现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的双赢,技术创新是节能减排的技术基础。     

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能源消费也迅速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能源供应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作用日益显现，能源短缺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十分迅速，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德国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出口贸易国，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人们在加强环境规制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就对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对被规制企业经济绩效等带来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