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与政策工具最优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估计,并结合数量型与价格型调控工具的动态模拟分析和调控效率数值分析以系统考察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工具面临经济冲击时的调控效率,最后据此遴选出最优政策工具.研究结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数量型能更有效地吸收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带来的影响,引致经济均衡偏离程度最小;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外生冲击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较小,经济偏离的稳态收敛速度也明显快于数量型;无论是面临总需求冲击抑或总供给冲击,价格型工具的货币调控效率均明显高于数量型工具.为此,本文认为“十三五规划”关于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的战略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未来央行应强化价格型工具调控;同时,央行可适当将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作为今后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     

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有效性——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本文构建了动态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工具对通胀预期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而数量型货币工具则不显著;在短期内,价格型工具比数量型工具更能有效控制通胀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应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前瞻性和可信性,实现对通胀预期的有效引导和调控。     

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

我国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调控工具对资产价格泡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股价波动对利率政策的影响程度高于房价。而资产价格波动则对数量型调控工具产生明显的反向冲击,且数量型调控工具对房价泡沫膨胀更为敏感。股市与房市泡沫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却对通货膨胀产生助推作用,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而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效用不强,反而加剧了通胀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应"关注"而非"盯住"资产价格波动,同时应构建包含资产价格的广义物价指数,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并发挥资产价格的辅助监测指标作用,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及有效性。     

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宏观经济稳定

基于含消费惯性和金融加速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定量解析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下通胀预期偏差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发现,价格型工具调控下,通胀预期偏差对经济有正面影响,而数量型工具调控时有负面影响;短期内,数量型工具能更有效遏制通胀,长期看,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应更显著.研究表明,央行应有针对性的搭配不同政策工具,构建基于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标和通货膨胀预期测度,提高政策的可信性和可测性,实现对通胀预期的有效引导与调控.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金融自由化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是顺应金融自由化水平提升的客观要求。基于金融发展与货币经济理论,深入剖析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理论逻辑,实证对比了1998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2季度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短期调控效果强烈、时滞短且促增长效应显著,长期影响效果不佳,价格型货币政策短期紧缩效应微弱,长期调控效果温和、周期长且防通胀效应突出;当前,数量型货币政策仍占据宏观调控的主导地位,但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渐进式推进,金融自由化水平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动态收敛,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向价格型框架的内生转型,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正日益凸显。     

中国价格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工具选择——基于货币政策交互响应视角的分析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基于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进一步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冲击极值、效应维度、收敛性与政策工具选择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代理变量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效果存在差异,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最优价格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当局充分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同频共振"效应,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货币政策调控、公众学习与中国通胀预期的演变

本文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结合我国综合运用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现实和公众学习机制,探讨我国通胀预期的演变。研究发现:我国通胀预期的形成是货币政策、通胀目标和公众学习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对通胀目标采取顺周期调整,舒缓了外部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压力,在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稳健性的同时,造成了通胀大起大落的变化周期;公众学习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受货币政策工具类型、反通胀立场、政策可信度的影响。我国在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应明确构造以通胀目标为代表的名义锚,借助中央银行的沟通渠道,提高其透明度,通过反通胀实践,改善其可信度,以降低公众的预期形成偏差,引导公众形成与政策目标一致的通胀预期。     

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不同中介目标SVAR模型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采集中国1999—2011年季度数据,构建由GDP、外汇储备、CPI和不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组成的四变量SVAR模型族,然后通过Cholesky分解施加约束,测算出不同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具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在中短期内对产出波动具有最多不超过11%的影响,且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冲击效应要强于价格型中介目标;多数货币政策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其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且解释程度多在12%左右。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价格波动的根源,也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随着M2可控性的逐步减弱和国内信贷调节有效性的逐渐丧失,中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向利率转移。     

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及其宏观影响

本文尝试建立一个包含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贝叶斯技术估计模型,并基于估计后的模型考察了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结论表明: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对通货膨胀波动有显著影响,二者均可以解释28%以上的通货膨胀波动,但对产出波动的影响偏小。因此,央行政策选择上可以积极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通胀,同时应注重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合理引导公众预期,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乘数非线性变动与新时代财政工具选择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货币政策的变动会影响到财政乘数。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DSGE模型,建立权重可调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渐进转型过程中政府投资、政府消费、投资补贴、消费税、资本收益税和劳动税等六类结构性财政工具调控效果的变动情况。研究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会显著影响财政乘数,且财政乘数随转型进程非线性变动,其机理在于货币政策转型会影响财政冲击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强度。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需要构建高效协同的宏观调控框架,财政政策应密切关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进程,以保证调控力度恰当、效果合意;对财政工具的选择应更加重视结构性减税与投资补贴,以改善民生福祉、激发经济活力;财政调控应有增有减,以维持预算平衡、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动态响应的区域异质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区域性市场。文章通过建立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测度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价格动态影响的异同。实证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受数量型工具冲击后向稳态收敛的速度慢于中部;数量型工具对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的累积效应最为显著,价格型工具对东部地区房地产价格的累积效应最大;东、中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上主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M0,西部地区则以信贷为主导型政策工具。     

PPI与CPI背离、金融摩擦异质性与货币政策选择

2011年下半年到2016年初PPI与CPI长时间持续背离的现象一直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本文从大宗商品价格、上下游生产结构与金融摩擦异质性视角分析了这一现象,并探讨了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研究发现:(1)负向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导致PPI的下降,由此带来的货币政策宽松与中国结构性金融摩擦分别从需求端和成本端拉升了 CPI,从而导致PPI与CPI的反向背离,这为PPI与CPI的背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2)本文比较了盯住PPI通胀、CPI通胀以及两者加权通胀的货币政策规则,发现盯住加权通胀带来的福利损失最小,表明央行在稳定CPI的同时,也应重视对PPI的稳定.(3)本文比较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结果表明从福利角度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显著优于数量型工具.此外,本文强调了上下游金融摩擦异质性这一结构性特征对认识中国经济现象以及制定政策的重要含义.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基于一般均衡方法的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利率市场化改变了货币需求和利率传导的现实环境,对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具有深刻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家庭、厂商和货币当局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较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总需求、总供给以及货币需求三类冲击对于货币当局目标函数取值的影响,揭示了中央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倾向于选择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我国1996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3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局限性将日益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优越性则会逐渐显现.     

货币政策通胀目标中的资产价格考量——基于资产泡沫的视角

通胀目标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制定中的关键变量。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大量货币投放下的低通胀率给政策规则的有效性带来重大挑战：传统以物价指数为测度的通胀目标不但已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开支的新变化,而且无法捕捉当前已不容忽视的资产价格和投资品价格对居民价格感知的影响。通过建立具有信贷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可抵押的资产价格泡沫引入通胀目标,可以考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资产泡沫波动会抑制家庭消费,但有利于资金向生产部门聚集,促进实体经济生产;在通胀目标中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能够熨平泡沫波动、稳定经济;考虑资产价格后,泡沫波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得到降低,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宏观政策调控应注重资产价格对通胀水平的真实反映,结合形势需要稳定市场预期,灵活引导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应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近年来,我国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明显减弱。应推进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以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保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的模拟分析

利用包含汇率波动和通胀预期的IS-Philips模型推导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在此基础上,分别以股价和房价作为资产价格的代理变量,模拟分析了资产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在平抑产出和物价波动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但会增大利率波动幅度;考虑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比考虑股价波动的货币政策在平抑产出和物价波动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与考虑股价波动的货币政策相比,考虑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冲击更小。     

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兼论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的影响

本文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动态测度,量化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不论是价格型工具还是数量型工具,均会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负面溢出效应;相比于平稳时期,美国货币政策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期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面溢出效应更大,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美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在2015年股灾期间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力度最大,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在新冠疫情时期的冲击力度最大。新形势下,我国政府应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外溢效应纳入风险监测体系,有力推进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效体制机制建设,实施差异化管理防控手段,尽可能降低不同阶段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中国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有效性研究——FAVAR模型的全视角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131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居民收入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FAVAR模型,对居民收入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显著,数量型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却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抑制作用。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本文研究指出资本市场的发展影响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统计的有效性，破坏传统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规则，政府部门有干预资本市场价格波动的内在动力。但政策干予由于难以区分资产价格理性和非理性波动及货币政策工具对资产泡沫调控的非有效性而无法实行；而将资本价格信息内置于货币政策的框架又由于编制广义价格指数的复杂性和货币政策操作的多目标困境而难以实现。因此，本文提出将非基础性的资产价格波动看成外生，保持一个稳定且公开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当资产价格波动影响到预期通货膨胀率时才进行干预的灵活通货膨胀目标最为可取。     

金融加速器、预期消息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

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加速器机制和预期消息冲击的DSGE模型,推导出数量型、价格型和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以探究现行经济环境下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表明,包含预期消息冲击的模型对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拟合性更强,更能反映金融加速器机制下宏观经济的波动情况;相比于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已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在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均具有更强的宏观调控效应。此外,福利损失分析表明,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能够最大程度降低货币政策实施产生的福利损失,这意味着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亦是我国未来货币政策发展转型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