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生态环境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发挥金融生态的"资金洼地"效应,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选取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法,分别测算该流域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和资本配置效率,再应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法,先后探究金融生态环境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研究表明,金融生态环境通过作用于金融主体显著影响资本配置效率,金融生态环境越好的地区,金融主体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资本配置效率与经济基础、制度和诚信水平正相关,而与政府行为负相关,政府干预越多,就越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最后,据此提出了改善长江经济带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议。     

中国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39个行业2003—2010年的数据对我国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整体的资本配置效率比较明显,但年度资本配置效率变化较大。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存在较多问题,除资本大量流向资本生产率较低的行业部门之外,资本在部门之间再配置出现严重失衡;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较大及历史原因,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技术创新不足,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因此,我国需要合理配置资金,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加强政府对工业领域投资的引导和投向;加强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贸易边际及结构的影响

研究目标：考察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贸易边际及结构的影响。研究方法：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于贸易的影响,提出普惠制金融发展不仅会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个方面影响贸易的规模,而且会因为行业间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差异而影响贸易的结构。然后,运用我国10个省份15个制造行业2004~2013年的数据,检验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地区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出口总体上具有促进作用,不过,普惠金融对于出口的影响在行业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总体来说,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出口呈现出较多正向影响,而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较低的行业,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出口越多呈现出较多负向影响。研究创新：理论上研究了普惠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边际的关系,并运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验证。研究价值：对于促进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和贸易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研究

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测算2011—2020年省级层面资本配置扭曲程度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降低资本配置扭曲,但相较于农业资本配置扭曲,数字普惠金融降低非农业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强银行业竞争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扭曲;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都有助于降低资本配置扭曲,但普惠金融深度对农业资本配置扭曲的影响不显著;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降低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就越好。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提升农村地区资本配置能力和促进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切实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     

社会资本、政府干预与区域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选取2000—2012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35个工业行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社会资本和政府干预影响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较高的社会资本水平和较低的政府干预程度,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社会资本与政府干预在影响资本配置效率方面存在替代关系,在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的地区,社会资本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     

河北省工业行业发展对高职教育的诉求与满足分析——效率的视角

通过测定河北省工业各行业效率状况及比较分析,发现河北省工业行业劳动贡献与资本贡献相比较低,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通过增加27个劳动生产率较低行业的有效劳动供给,可提升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促进河北省工业行业的内涵式增长。建立高职教育与行业人才供需预警互动机制、增加行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优化专业人才有效配置,是河北省高职教育满足工业发展对有效劳动力的诉求、促进工业行业的内涵式增长的有效路径。     

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进行出口,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步被东南亚国家取代。本文旨在研究劳动力成本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具有显著负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同时,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由于企业异质性在不同企业存在明显差异。     

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来自中国工业的分析与检验

在能源约束愈来愈强、碳排放制约日益刚性化、微观创新能力不足的当前,从低碳经济发展而非规模扩大的角度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以节约能源、减少排放、促进绿色技术的进步为经济低碳化基本内涵,建立了低碳经济发展与资本流动之间的联系,探讨了中国资本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工业整体上已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低碳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工业资本的流向是有效的,但2005年以后配置效率有所降低;高技术行业对中国工业低碳式增长的贡献较大,但资本流入增速相对较小。     

中小上市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分析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配置是整个资源配置的核心，资本配置的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JeffreyWurgler资本配置效率模型，选取中国85个中小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2007-2009年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不同行业之间的资本效率波动较大。     

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化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在对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化显著优化了我国实体经济资本的配置,而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效果不明显。研究还发现：在所引入的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较大。进一步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优化作用越显著,但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自身对资本配置的优化作用在减弱。     

金融政策与资本配置效率——1992～2005年中国的实证

本文运用一个综合的金融自由化指标以及上市公司层面的数据,检验了1992~2005年中国金融政策从金融压抑向金融自由化的转变,对以托宾Q作为衡量指标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金融自由化政策,对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有积极的影响,并促进了金融深化。然而,就整体而言,中国金融体系对资本配置效率的贡献仍极为有限;相对于银行部门,股票市场能更好地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因此,未来的金融发展政策应考虑扩大资本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社会融资规模的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对社会融资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总融资规模作用的比较,分析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影响,既从总量层面呼应了既有研究中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或负相关的发现,又从资本配置结构层面给予了解释和回应,即金融发展在总量层面不必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甚至可能起阻碍作用,但是实体经济所获资本规模的提升,则会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采用国际标准是否扭转了我国产品出口增长模式——基于高技术产品三元边际贡献度的测算

为了测算国际标准采标率对我国出口增长模式的影响,以2005～2019年中国与82个出口目标国为样本,运用三元边际分解法把我国向82个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边际、价格边际,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三种边际的出口贡献度,为避免内生性,运用系统GMM估计采标率对三元边际出口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采标率能显著提升...     

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解与区域差异

本文利用2000至2006年间的海关数据,从企业出口的扩展和集约边际二元视角来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动力进行分解与测算。结果发现：首先,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依靠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扩张所贡献,而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弱。加入WTO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来实现,而扩展边际的作用有限且呈现短暂性;其次,集约边际中存活率和深化率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间出口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越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越是依靠集约边际中存活率和深化率来推动出口增长。中国出口关系的持续时间非常短,平均为1.9年,且越是欠发达地区的出口关系的持续时间越是短暂;最后,通过“反事实”法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的出口增长潜力,得出提升企业出口关系的存活率和深化率是促进欠发达地区出口增长主要途径的结论。     

资源再配置与中国工业增长:1985～2007年

使用扩展的钱纳里—塞尔奎因模型分析了1985～2007年资源再配置对中国工业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985年以来我国工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工业行业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结构红利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显著。我国工业资源再配置弱效应的直接原因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不合理,而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性的投融资体制、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以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中国工业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关键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投融资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挥市场在引导要素流动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核心作用。     

中国工业资本结构配置效率研究

文章采用Wurgl er(2000)提出的资本结构配置效率研究方法研究了1993-2007年间我国工业的资本结构配置效率问题。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此段时期我国的资本结构配置效率较高;配置效率经历了一个反转过程;部门配置效率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采矿业、重工业、公共行业、轻工业和化学工业部门;在增长的行业增加投资的效率较高,而在衰退的行业存在着过度的投资。     

信贷歧视、商业信用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商业信用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采用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来衡量企业投资效率,结果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商业信用能够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与投资和托宾Q值的敏感度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企业终极产权性质和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商业信用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在民营企业和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商业信用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途径,结果发现商业信用可以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资本市场对资本的空间有效配置研究

资本配置是资本市场最基本的功能，资本有效配置包括资本的行业领域有效配置、时间有效配置、空间有效配置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市场有提高资本的行业领域配置效率和时间配置效率的自发趋势，以及拉大区域发展差距、深化资本空间非均衡配置的趋势。统筹城乡区域发展，要求有效遏制资本空间非均衡配置的趋势，促进资本的空间有效配置。文章基于对资本空间有效配置内涵的剖析，提高资本市场空间配置效率的现实基础的分析，文章对资本市场旨在统筹区域发展的资本空间有效配置途径进行了探索。     

资源再配置与中国工业增长:1985～2007年北大核心CSSCI

使用扩展的钱纳里—塞尔奎因模型分析了1985～2007年资源再配置对中国工业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985年以来我国工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工业行业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结构红利"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显著。我国工业资源再配置"弱效应"的直接原因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不合理,而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性的投融资体制、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以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中国工业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关键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投融资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挥市场在引导要素流动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核心作用。     

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产品二元边际

本文针对中国与5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HS六位贸易数据,在把贸易成本进行细分并构建解决“多贸易零值”问题的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各细分贸易成本变量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而研究在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农产品、非农产品的子样本中,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度、共同边界与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贸易成本因素对中国出口产品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是正向的;国家距离、是否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清廉程度等贸易成本对其影响是负向的;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来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地区）二元边际的提升不受距离和经济自由的限制;就不同的产品类型而言,经济自由度对中国出口农产品集约边际的影响是负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