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道德叙事样态

由于道德理性对主体意识的规约与引领，作家在20世纪婚恋文学的叙事中基本采取了道德叙事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制约着婚恋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使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呈现为道德叙事样态。道德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流变形成了婚恋文学中个性主义婚恋叙事、革命道德主义婚恋叙事、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婚恋叙事和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婚恋叙事四种基本形态。婚恋叙事样态的更迭衍变又形象地展示着道德理性流变的脉络。     

中国现代文学中儿童形象的不可靠叙事略论

不可靠叙事作为一种突破传统的文学创作手段，在文学中带来了新的审美和文化意义。而儿童形象作为文化符号和审美符号的双重意义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表现力。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间限度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儿童形象作为一种不可靠叙事的限知视角，表现出独特的的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价值。其中隐含在成人意识形态下的作者叙事作为一种隐形视角反思整个文化和社会背景，而这亦是儿童的不可靠叙事主体向可靠性叙事的转变。     

《左传》叙事艺术探析

先秦集史传文学之大成的《左传》,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宏大场面的叙事,丰富多彩的叙事语言,灵活多样的叙事手法,都给后世的文学和史学树立了榜样。《左传》作为编年史,叙事艺术主要表现在叙事手法的多样性,人物描写的丰富性和战争描写的多维性上。《左传》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叙事文学的成熟与升华。     

叙事话语——女性文本生长的空间

女性失语症并未终结。女性文学与叙事话语在对话性上的契合,证明叙事话语是女性文学生长的广阔空间。     

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前两次浪潮特点探析

自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开始，苏联战争文学就伴随着战争一起出现，早期的作家、诗人都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随军一同走向战场，感受战争的残酷和艰难。这一时期，为了鼓舞国内抗战士气和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作家塑造了大量带有明显英雄主义的军人形象。     

反规训中的自我规训——“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的伦理意涵

监狱叙事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伦理意涵。以规训与反规训为焦点的监狱叙事,映射出有别于其他革命历史叙事的革命伦理：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而更是文化选择与整合的结果。“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参与了那个时代国家与人民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从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参与了当时宏大的社会规训计划。     

论短篇小说的叙事实验

与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有着更加适合叙事实验的灵活、开放的艺术形式。从理论上讲，这是由短篇小说作为小型的散文虚构叙事作品这一特点所决定的。从其发展的历程来看，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在短篇小说领域，尤其是在叙述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并不断创新，为这一文学样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经、史分途与魏晋杂传的文体生成

魏晋时期史学从经学的束缚下渐渐脱离出来，经、史开始分途。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繁荣与高涨对史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杂传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杂传虽然受到文学的影响，并在语言、叙事上体现出文学性，但它依然保持了两汉史传的“本色”，在体例、名称及分类等问题上明显地继承、发展了两汉史传。     

文学史研究的“回到现场”

“回到现场”意味着文学史研究抛弃“宏大叙事”的叙述和阐释方式，避免跨越式的霸权主义口吻强加“历史规律”于具体史实。保留社会文学生活的本有状态并搁置文化精英的傲慢态度，放弃狭隘的“文学进步”观念和囿于高雅沙龙的单一审美趣味。文学史应该通过文学呈现社会精神——心灵史。     

广告叙事概念辨析

叙事学研究对象本应包括所有的叙事作品,但文学叙事长期占据着叙事学研究的主流。伴随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广告也逐渐进入了叙事学研究的视野。对广告进行的叙事理论研究和“广告叙事”概念的使用日益增多,但对于“广告叙事”的概念却没有清晰的界定。因此,本文分析了国内文献资料中对“广告叙事”概念的各种使用情况,在厘清“广告”和“叙事”概念的基础上,对广告叙事概念进行界定,以期为广告叙事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叙事伦理与安东尼·伯吉斯的后现代叙事特色

讲故事的策略和抽象的伦理思考的结合是"叙事伦理"的核心特征。文学语境中的叙事伦理是一种虚构伦理,也是一种现代性伦理,它的重点不是在揭示或解释现实理性伦理的主题呈现,而是在考量虚构语境中文学元素相互作用所生成的伦理境遇性及其可能性。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安东尼·伯吉斯作品的叙事伦理和后现代叙事技术,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他的作品融合了实用主义与流行文化、现实与虚拟世界,它丰富的想象、双关及黑色幽默带给人们无限的愉悦和有趣的思考,技巧上元叙事、潜文本、涂抹的使用更给作品平添了诸多魅力和深刻的内涵,作品中音乐节奏的运用、低俗语言、反讽的叙述方式、特殊的叙述视角,使得作品丰富而且生动,拥有广阔的解读空间。     

“叔”的发言——比较《诗经》中《叔于田》和《大叔于田》

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作品，《诗经》的地位无需赘言。其中两首共同描写历史人物共叔段的诗篇《叔于田》和《大叔于田》非常引人注意，虽说描写对象相同，但是这两篇诗歌却在篇幅、叙事手法以及叙事有效性上有着截然的不同。本文就是以这两篇诗歌为研究对象，结合史书《左传》中对共叔段的形象记载，初步探寻探寻《诗经》的魅力所在。     

当代文学中的日常生活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现实，日常生活在当代文学史的不同阶段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表现形态。在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叙事的渗透和控制的程度和方式是不同的，这里面经历着一个不断规训的过程。新时期之初，随着极端政治生活的结束，国家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逐渐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主要的社会诉求。日常生活也以新的面目回归文学版图并被纳入启蒙话语系统参与了新的文学景观的营造。     

浅论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躯体化”文本叙事范式的审美流变

“躯体化”文本叙事方式是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创作方式,它的本质代表的是对女性自身的解放。在当今的女性文学创作中,“身体写作”、“欲望话语”、“裸奔叙事”、“隐私窥探”等女性躯体文本叙事范式渐趋演绎为众多女性作家的创作性灵、叙写姿态、生命意趣和审美趋向。     

狄更斯《远大前程》叙事艺术

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文学,从两个层面上丰富了文学批评。第一,为特定的文本作品提供了分析线索。阐明一个"故事"是如何转变成"话语"的。第二,有助于读者去发现同类作品的深层次的结构模式,比如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等。《远大前程》是狄更斯最后的三部作品之一。叙事特征表现出常规模式但又突破常规模式的挑战。本文从"叙事语法"、"叙事结构"和"叙事观点"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流媒体营销模式下世界文学的传播机制构建及营销模式

世界文学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且具有世界级声望的文学体系,通过提炼现实生活,将其转化为文学叙事、文学形象,把握时代精神,传递“鲜活声音”,实现了语言表达、文化审美及社会图景的全面超越。在新的流媒体场景下,为持续扩大世界文学的影响力、激活生命力,需要从文学本性出发,正确处理文学创作、市场需求与自由审美关系,通过发挥流媒体平台的传播推广、市场营销等功能优势,形成促进世界文学传播及营销的良好生态。本文以流媒体营销模式为基础,对世界文学的传播机制及营销模式进行论述。     

试析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在《宠儿》中的体现

后现代主义以其反传统的叙事策略成为当今文坛的新潮流,对当代影响深远。其文学特征在美国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中有所体现。本文通过介绍托尼·莫里森及其《宠儿》的故事梗概和概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在《宠儿》中的体现。     

2009中国节庆产业年会专家及嘉宾简介

刘魁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AFNS)会长,世界民俗学者组织(FFN)全权通讯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俄罗斯科学院民间文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民俗学及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欧洲民俗学的研究。     

央行沟通的叙事传导:情绪与主题的信息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混频DSGE模型，理论揭示央行叙事情绪与叙事“情绪—主题”的信息效应传导机制，并运用文本识别技术与机器学习方法，测度叙事情绪以及分类叙事主题，从而量化分析央行叙事情绪与叙事“情绪—主题”的信息效应，进一步，基于纵向、横向以及内部三方面的叙事情绪相似度，全面且深入地剖析央行沟通的叙事传导效果。研究发现，在书面单渠道以及书面、口头双渠道沟通下，央行叙事情绪均存在信息效应，能够改变私人部门对经济基本面的信念，以及调整私人部门对经济金融发展的预期。叙事情绪的信息效应存在与否及其传导效果，受到叙事渠道与叙事主题的影响，口头渠道沟通能够有效辅助书面渠道沟通，增强叙事情绪的信息效应传导机制。经济上行期主题相比经济下行期主题的叙事情绪更容易存在信息效应，但是，经济下行期主题一旦存在信息效应，传导效果更为明显。央行需保持前后纵向沟通以及不同渠道横向沟通的连贯性。相比口头渠道沟通，在利用书面渠道沟通文本内部的异常叙事信息时需要更加严谨、准确的措辞。     

文学的世俗化与消费时代的审美出路

新时期文学逐渐疏离了传统经典话语所构建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从世俗出发,消解宏大叙事,塑造出一批亲切可信的凡夫俗子形象,具有鲜明的世俗性。文学抹平了艺术与生活的最终界限。要正视当下文学的缺失,弘扬时代精神和人的崇高理想,体现对人性善恶的反思和自我灵魂的拷问,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恢复人应有的道义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