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国际收支非均衡调节理论研究

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认为国内外相对价格变化是国际收支自动均衡的调节机制,西方经济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现这个理论的不足之处,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明确论证了这一理论的谬误,并指出了真正的调节机制在于资本市场而非商品市场。这对当前我国的国际收支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为什么我国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会失灵

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我国几乎连续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这种规模顺差的持续存在，实际上已表明了我国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根本不起作用，从而无法有效化解对人民币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因此，本文拟考察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的运作原理，试图解开它在我国失灵的根源，以寻求调节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有效方法。     

德国国际收支平衡的经历及其启示

德国经常和金融项目一直维持相互大致平衡;货物贸易顺差持续上升并一度位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则持续逆差,主要逆差额来自旅游项目;通常年份FDI收支为逆差;证券资本项资金出入持续平衡;借贷资本国际流动为全部收支平衡提供最终调节。从缓解外汇储备上升角度看,德国际收支平衡经历为我国提供有益启示,我国应持续推进:"走出去"和企业国际化战略,人民币国际化,证券市场双向开放,中国信贷机构"走出去"和信贷融资双向开放。     

试论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根源及调节

近年来,在货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拉动下,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规模逐年扩大。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与国内经济均衡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从全球经济发展、国内生产要素配置以及宏观政策层面来分析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根源。针对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形成的根源,我们认为解决政策性和体制性问题应作为近期调整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着力点。     

构建市场化的国际收支调节体制机制

国际收支平衡与否,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密切相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意。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党的十六大首次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之一。2006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并强调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已有明显改善,市场化的国际收支调节体制机制初步建     

国际收支趋向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经历了外汇短缺、持续顺差、逆顺交替的发展阶段,当前已经形成自主性平衡的新格局。理论上讲,一国国际收支主要取决于该国贸易和资本流动,收支相抵为零,称为国际收支平衡。但这是一种理论抽象,实践中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达到这种绝对的平衡,国际收支平衡总是相对的。     

后危机时代我国国际收支调节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过去一年我国涉外经济运行发生了较大波动。2009年初我国资本流出压力较大,市场担心中国可能像其他新兴市场一样发生资本流向逆转,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外汇储备下降、本币汇率贬值。但     

人民币贬值与我国贸易收支的关系研究——关于国际收支弹性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一国的商品进出口弹性之和大于1，则通过本币贬值的方法可以改善国际贸易收支，否则不能。根据弹性定义直接计算年度进出口需求弹性，结果显示我国1985年以来商品进出口弹性之和一般都大于1（只有2年例外）；运用线性回归方法计算我国的长期进出口弹性，其结果是商品进出口之和小于1。但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都显示，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远小于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说明我国实行人民币贬值导致的进口减少额将大于因贬值导致的出口增加额。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我国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之和将会逐渐向略大于1的水平靠拢。     

国际收支改善的原动力

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均在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的改善上发挥了作用。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建立在即。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终于打破多年来的"双顺差",形成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自主平衡格局。国际收支的改善离不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以劳动力为代表的国内要素价格调整等结构性的改革,也离不开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这意味着中国国际收支的基础尚不稳固。     

货币危机预警理论与模型综述

货币危机预警与投机性货币冲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货币危机预警的主要目的是及早识别危机发生的信号,以使该国能够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乃至避免危机的发生。或者减少危机发生的强度和烈度。本文主要对近期货币危机预警模型或较新的若干预警模型进行梳理和评价。     

货币危机预警理论与模型综述

货币危机预警的主要目的是提早识别危机发生的信号,以便该国能够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乃至避免危机的发生,或者减少危机发生的强度和烈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货币危机预警研究,形成了信号分析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和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等预警模型,但总体而言,现有预警方法的预警能力还不够理想。     

深入探讨货币理论 为中国货币调节提供理论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过程中,城乡结构、经济结构等30年来都有很大变化,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规模快速增长,其经济行为也越来越市场化、国际化。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居民行为的调整一方面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反馈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货币政策是我国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在经济社会结构逐步调整,经济开放程度日益深化,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越来越市场化的大环境下,货币政策目标及调控手段都在变化,因此,从中国经验探讨货币理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不仅可以丰富已有理论,而且可以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提供理论支持,是学界及业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本文分别对中国经济金融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货币统计范围及供应机制、货币政策操作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货币危机理论及其最新发展——基于国际资本流动逆转的理论分析框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社会再次进入了汇率制度混乱和货币市场动荡不安的时代,货币危机多次爆发,学者们围绕货币危机发生的内在机制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但这些理论对当前因国际资本流动逆转所引起的货币危机缺乏解释力。国际资本的流入和杠杆系数都应有一个合理范围。若超此范围,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可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就可能发生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及其最新发展——基于国际资本流动逆转的理论分析框架

货币危机理论是当前国际经济学研究热点之一,学者围绕货币危机发生的内在机制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但是这些模型大多从微观经济主体出发,探讨货币危机发生机制,对当前因国际资本流动逆转所引起的货币危机缺乏解释力.本文拟从国际资本流动的宏观视角出发,运用数理模型推导汇率与资本流动内在关系表达式,利用国际资本流动模型构建资本流动逆转下的货币危机理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了杠杆投资和去杠杆化在货币危机发生机制中的作用.     

国际收支平衡应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一

一、货币政策影响国际收支变化的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一般包括最终目标、中间指标和政策措施手段。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主要是四个方面。即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阶稳定,维持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其中货币政策对于国际收支的传导机制是通过中间指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紧缩或扩张国内投资和消费的总额需求,进而影响国际收支的变化。当中央银行实行松的货币政策时,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增加,刺激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     

人民币汇率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基于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分析

本文在汇率的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基础上,加入非贸易品与贸易品价格差异因素进行扩展,运用OLS回归方法分析了产出、货币供给、利率对1994-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影响。分析表明,弹性价格货币模型较好的解释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各个因素。贸易品非贸易品的价差显著影响着货币模型的购买力平价和名义汇率的偏离,但是BS效应并不存在。主要原因是作为政策手段的人民币汇率一直被低估,名义汇率低于贸易品购买力平价。     

人民币汇率可采用“有弹性的一篮子模式”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采用＂有弹性的一篮子模式＂。这种模式能较好地综合平衡四方面的目标：缓解经济过热压力和国际收支不平衡、减缓短期热钱的流入、避免对中国国内实体经济产生过大的冲击、有可以长期运行的可行性和公信力。相比之下,一次性升值10%对中国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过大,长期来说也不可持续。完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模式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过大,企业在目前阶段难以承受。对美元的爬行升值模式由于对美元体现出单边升值的趋势,会加剧热钱的流入。     

穆萨“汇率决定理论”述评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对此,无论哪种传统的汇率学说都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于是,西方经济学家着手创立新的汇率学说。1975年8月,在瑞典召开了著名的“浮动汇率及稳定政策”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几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新的汇率模型;鲁迪格·多恩布茨根据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不同调节速度提出了“过高”(Overshooting)模型,杰克伯·弗兰克尔和迈克尔·穆萨提出了货币说的资产市场变体模型;培迪·库礼提出了证券构成模型。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国经济与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2023年5月16日,欧盟正式对外公布了《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法令,明确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征收范围、申报要求、排放量计算等内容,这意味着全球首个具有“碳关税”性质的气候贸易规则正式落地。文章基于GTAP-E模型设定4大类15种情景模拟方案,全面分析了CBAM的实施对中国的影响,并考察了中国主动采取碳税政策的可行性。研究发现：当欧盟仅针对CBAM覆盖范围征收碳关税时,CBAM对中国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较小,但对所有行业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时,CBAM会导致各项经济指标大幅下降,特别是将导致中国化工制品业和金属冶炼业等隐含碳排放较高行业的产品出口量与产出明显下降。如果中国主动征收差异化碳税,能够有效减少福利损失,同时碳减排效果也更为理想。为此,中国要在国内积极推进碳市场建设和探索碳税政策制定,在国际层面积极寻求合作以应对CBAM的负面影响。     

企业杠杆率、融资类型与金融逆周期调节 ——基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的实证研究

企业杠杆率过高已成为威胁我国经济稳健和金融稳定的隐含风险,需要运用金融逆周期调节措施降低其造成的金融不稳定性.论文基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及融资类型进行实证研究,使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逆周期调节压力指数,并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对我国31个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当前企业融资类型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中的投机融资和庞氏融资具有较大相似性;我国企业杠杆率的上升加剧了金融的不稳定性,且金融不稳定的加剧及企业杠杆率的上升对GDP长期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但是,适度的金融逆周期调节可以有效控制企业杠杆率过快增长但并不对GDP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应适当出台政策防范企业从对冲融资向投机融资乃至庞氏融资转变,抑制金融不稳定因素增长和企业杠杆增长过快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