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率分析：基于超效率DEA和双效应面板模型

在引导经济运行向“新常态”调整过程中,高效的财政政策效率至关重要。采用31个省级行政区2007—2013年数据,利用超效率DEA测算了财政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投资效率以及财政综合经济效率,结果表明：省级财政支出普遍有效;东部沿海地区财政技术创新投资效率普遍较高;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财政支出综合经济效率则普遍较高。财政效率影响因素双效应面板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式、财政收支规模、税收结构和税率等均显著影响财政投资及综合经济效率。     

财政协同金融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模式的效果差异研究

本文通过筛选出科创板的573家科技型企业,并选取了2011～2021年的企业财务、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宏观经济等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多期DID模型,不仅对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分析,还比较了财政协同金融两种模式对处不同成长时期企业和不同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协同金融的信贷模式和投资模式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模式对促进处于成长初期的企业创新效果更好,信贷模式对促进处于成长稳定期的企业创新效果更好。投资模式和信贷模式对东部地区的企业创新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更多依赖于投资模式,西部地区则更多依赖于信贷模式。为此,一方面应提高财政协同金融两种模式的相互配合;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应发展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提升投资模式的促进作用。     

财政支农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增长效应。利用1978-2008年江西农业经济和财政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农对江西农业经济的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649。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效应高低的次序依次为:以农村救济费、挖潜改造为主的其他支出最高,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次之、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最差,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不明显。     

技术进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的巴罗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安徽省1995-2008年的相关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R＆D活动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纳入到经过改造后的巴罗模型,构建出技术进步促进的经济增长模型。计量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国内R＆D活动对安徽省经济增长显著。     

安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安徽区域金融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0年间,安徽区域金融发展迅速且差异显著;考虑人口权重因素的Theil系数分解显示,区域金融发展不收敛;而进行σ收敛、β收敛检验时,安徽省域内及其子区域内存在收敛;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城镇化率、财政自给率等因素对区域金融收敛影响明显,安徽两子区域内(皖江区、皖北区)存在俱乐部收敛。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投资

文章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从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这一趋势出发,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已有学者研究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行为,但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投资存在的促进和抑制的不同效应共同影响着企业投资。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以及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投资意愿越低,但企业金融化减缓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意愿;相对于地方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中央国企投资意愿。在微观作用机制上,通过现金—现金流模型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重要原因。文章丰富了企业投融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于我国目前倡导的企业“脱虚向实”“扎根实业”,以及更好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加快了对东盟投资步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要研究其影响因素和区位选择,更要分析其所面临的风险。本文基于政治风险的4个维度(政府稳定性、投资环境、法制水平、政府管理质量)展开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以政治风险偏好型为主;东盟地区政府稳定性越强、投资环境越好以及政府管理质量越高的东道国越难以吸引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法制水平关注度不高。基于此研究结果作者提出了相关建议。     

教育财政、社会投资与经济成长——兼论教育财政的引致效应

通过教育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及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不同教育经费来源的经济成长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总量及以第三产业占比为表征的经济成长质量发挥显著提升作用,但对以制造业升级为表征的经济成长质量呈现负面但不显著的效果。相较之下,民办教育投资仅对经济数量增长显著,而社会捐赠教育则对这三项经济成长指标均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这三种教育经费来源的经济成长效应还体现出东中西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部地区教育财政滞后效应明显。另外,教育财政经费的增加显著促进了民办教育投资的增长,却也明显导致社会捐赠教育的相对弱化。基于此,未来应该继续提高教育财政投入总量与占比,同时调整教育财政的投入方向,增加与中高端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的对接,落实鼓励民办教育的各项政策并合理引导教育的社会捐赠。     

我国宏观税负抑制了企业投资增长吗？——基于不同注册类型企业的实证分析

2016年的“死亡税率”之辩让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以及高税负下的企业竞争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采用2006—2015年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分析宏观税负对不同注册类型企业（国有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投资增长率的影响,并以市场化指数为门槛变量分析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并非是全局性的,而是限于以小微企业为主的个体私营企业;同时,宏观税负对个体私营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具有门槛特征,通过提高区域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缓解这种抑制效应。因此,应进一步切实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并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虑资本市场的典型影响因素与企业内部股权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内部投资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广告投入显著正相关;与并购投资之间关系未呈现显著性;而与专用性投资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效性实证研究——以安徽上市公司为经验数据

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公司业绩是许多企业面临的挑战。以安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薪酬角度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工资收入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薪酬差距带来公司业绩的提升;长期薪酬激励不显著,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不明显。     

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外投资规模增长较快;投资领域及投资区域较为集中;投资主体以国企为主,民企投资迅猛发展;对外投资的资本形式、融资方式、实现方式及投资路径多样丰富,同时国家在法律、财政、税收、金融等各个方面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正逐渐加大。     

安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基于SVAR模型分析

采用安徽省1978²012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安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安徽金融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安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投资效率：缓解不足还是抑制过度？

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备,企业劳动投资决策偏差导致劳动投资非效率的现象普遍存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信息优化和管理改善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劳动投资决策失误,且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还可以对劳动投资决策失误进行弥补,但这种弥补作用对劳动投资不足更为有效。以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并主要表现为对劳动投资不足的缓解,而对劳动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实施低成本战略的企业、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显著存在,而在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不显著。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各种红利来优化劳动投资决策,不断提高劳动投资效率;政府应营造良好的数字环境,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开发区设立能否助力企业“走出去”——来自微观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开发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基于2002—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研究开发区设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开发区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生产率提升两种渠道助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对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有海外经历高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更大,且经济技术开发区比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政策效果更为显著;国家级开发区政策相较于省级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结构分析

义务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本文从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主体、客体两个角度，分析了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现状：财政投资为主，市场投资为辅的投资方式；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管理级次过低；对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投资的分配不合理；教育投资的城乡地区差距大。为优化我国政府在教育投资上的结构，我们必须坚持财政为主体，多渠道义务教育筹资的体制；适当提高财政教育投资的级次；增加义务教育的投资比例；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政策性股权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专项建设基金的自然实验

本文以专项建设基金对企业的政策性股权投资作为政策冲击,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这种创新工具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专项建设基金的股权投资在总体层面并没有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在中等股权投资强度下,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会显著提升。企业贷款能力在股权投资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相较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股权投资对企业贷款能力的提升更强。总之,本文证实了政策性股权投资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异质性影响和企业贷款的重要作用,为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证据。     

财政支农效率研究——以辽宁为例

财政支农是政府调控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财政支农效率高低直接影响支农效果.本文分析了财政支农的理论依据,总结了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现状,借助三阶段DEA模型以辽宁为例对财政支农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辽宁财政支农效率呈上升趋势;各地区间效率差别主要体现在规模效率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业经济比重、降低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可以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金融发展对企业R&D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各地区金融发展指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资普遍存在融资约束;总体上看,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在缓解R&D融资约束方面的作用显著;另外,金融发展的这种减缓作用对非国有股份企业更加显著。因此,应进一步完善信贷市场机制,健全资本市场,加快金融发展,以促进企业研发投资,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兼论经济危机下的加工贸易政策

根据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加工贸易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和显著的影响,新形势下我国应采取措施鼓励加工企业和相关的零部件厂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研究还发现,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超过了投资因素,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经济危机时仍应保持加工贸易政策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