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固原地区扶贫演变与反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对宁夏固原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反贫困任务非常艰巨。宁夏固原各县要扶贫扶志;大力发展＂能人经济＂;实施基础扶贫、产业扶贫、项目扶贫,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以整村推进为扶贫平台,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调动社会力量,提高扶贫开发的效率。     

产业扶贫中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产业扶贫在我国扶贫开发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是通过产业发展提供给区域内贫困人口稳定收入从而实现逐步脱贫。产业扶贫主要的主体是政府、企业和农户,只有在三方合力的作用下才能实现产业扶贫最优成效。随着我国扶贫攻坚的不断推进,产业扶贫实践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新的问题:地方政府是否在基层发挥政府的作用,真正落实推进企业与贫困人口之间的稳定关系;企业是否可以保障贫困户的经济收入长期稳定;如何合理地帮助贫困户发挥其社会价值,通过自身劳动力提高社会生存能力等。本文通过对产业扶贫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措施。     

西北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发展与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在各省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的背景下,通过分析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比重,以及生态产业发展必要性、探讨生态产业发展减贫效应机理。同时,以甘肃民族地区为例,从短期扶贫绩效、长期扶贫绩效两个方面构建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减贫效应指标体系。得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人员的比重、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公路交通里程数对农牧民年均收入的影响较大。     

互联网金融对减贫的福利效应

金融扶贫是提升贫困者福利水平和实现可持续脱贫的一项重要方式,互联网金融减贫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贫困者的减贫福利包括增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地直接促进减贫的物质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且比传统金融更有优势;同时,互联网金融基于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又能够间接实现减贫的福利增益。根据实证结论,为实现减贫长效性,从互联网金融建设、与教育扶贫相结合、支持产业扶贫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公司扶贫参与程度对权益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扶贫作为一项社会公益活动,企业参与扶贫活动需要付出人力、资金等代价,那么能获得什么收益呢?本文检验了上市公司扶贫参与程度对权益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参与扶贫参与程度越大,权益融资成本下降越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民营企业组、产业发展式扶贫组对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发现说明上市公司参与扶贫具有政策溢出效应,参与扶贫行动能兼顾社会公益与自身利益,研究结论有利于鼓励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产业脱贫攻坚情况调研

产业扶贫作为一种"造血型"的扶贫开发模式,在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各地都在积极地推进产业扶贫开发,并取得了丰硕的扶贫成果.广西南宁市武鸣区的扶贫工作也需顺应潮流,借此机会大力开展产业扶贫建设,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新时期扶贫开发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为全球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2011年,新的十年扶贫开发纲要明确提出今后十年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目标。在世情、国情都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扶贫工作的任务、方法、路径等都需要重新审视,做出调整,尤其要处理好一些涉及重大问题的诸种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扶贫的历史实践和经验总结

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贫困问题制约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的基本国情,是底子薄、人口多、地域广、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扶贫形势严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明确并积极推进扶贫开发战略,在减少本国贫困人口的同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扭转了过去世界贫困人口持续上升的趋势,使中国成为全球首个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为千年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条件.[1]我国在不同阶段采取相应的扶贫措施是取得扶贫伟大成果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扶贫实践进行分析,来总结我国政府扶贫实践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路径选择——以安徽省为例

贫困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尊严,更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多年来,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在减贫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而目前我国农村仍有2000万以上的贫困残疾人,这群贫困与残疾互相交织的群体,是我国扶贫攻坚战略工程所需关注的重点.固化的"贫困内核"、动力不足的扶贫资金、落后的脱贫观念、不健全的服务体系、欠缺的考核机制等现实问题要求社会各界加大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力度,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云南省昭通市旅游扶贫现状分析

当前旅游扶贫对贫困地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旅游扶贫效应也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纵观国内外学者对旅游扶贫的研究,他们大多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旅游扶贫的经济效益.本篇文章主要从微观的层面阐述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应.在提高和改善旅游扶贫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方面,其他学者提出的对策建议的主体是政府.对昭通所属县域旅游扶贫效应进行分析,为旅游扶贫实施效应的评价提供依据,同时能都发现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明确今后旅游扶贫开发的方向,此外也能为区域旅游扶贫开发提供良好的建议与对策,杜绝了旅游开发过程中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精准旅游扶贫中企业帮扶策略研究

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领域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国家精准扶贫的新渠道。贵州省实施了"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对外发布《贵州民营企业"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倡议书》,倡议民营企业作为扶贫事业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实现企业与村之间进行签约,当地党委、政府为企业扶贫提供各种支持。本文基于精准扶贫政策,企业帮扶效果显著,对河北Y县T镇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企业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归纳,以期为乡村旅游业提供更优的经济增长点。     

积极应对“营改增”政策促进试点行业企业发展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是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减税措施，对于优化我国税制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通过简单介绍营改增政策内涵，重点分析政策对试点企业和行业税负的影响效应、对企业的经济行为和产业经济运行方式的影响效应，并对试点行业企业如何应对改革、把握有利契机、促进企业发展提出了措施建议。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是“十二五”时期我国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政策对于合理改革我国的财税制度、消除重复征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发挥出了积极的政策效应。本文通过简单介绍营改增政策内涵，重点分析营改增政策对税负和经济的影响效应，并对试点行业企业如何应对改革，把握有利契机、促进发展，提出了措施建议。     

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影响机理——基于江西省1990-2016年统计数据的分析

农村金融发展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缓解贫困,实现贫困人口扶贫减贫目标。我国贫困人口多数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村金融,推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意义重大。本文以经济欠发达的江西省为例,选取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指标,利用1990-2016年的统计数据,构建动态分析模型,分析江西省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省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对贫困减缓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对短期减贫效果不明显,但有明显缓解贫困的长期效果。最后提出,改变"漫灌式"扶贫,提高金融扶贫精准性、优化信贷结构,降低贫困户的信贷门槛等完善农村金融扶贫政策、提升扶贫绩效的对策建议。     

中国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基于结构与空间视角

财政投入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减贫手段。本文使用2007—2013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主要研究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结构性差异、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结果表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利事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减贫效应显著,而医疗卫生支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各项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不尽相同,空间差异明显,其空间相关性也不一致。其中,东部地区教育支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而农林水利事务支出的减贫效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非常显著。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一是要根据各区域的情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减贫效应;二是要采取加大投入和改善外部条件相结合的方式,增大各项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三是要加强区域之间的政策协调和行动协同,积极促进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外溢作用,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对城镇减贫效应分析

贫困和减贫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愿面对而又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而财政转移支付是贫困治理的一种主要方式。主要阐述了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对城镇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财政转移支付、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城镇化这六种影响因素对于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的解决影响巨大,其中经济增长对于城镇贫困影响最大,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程度最小。     

加快扶贫攻坚步伐的思路与对策——以甘肃省平凉市为例

近年来,平凉市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扶贫开发工作,坚持以整村推进为抓手,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基础条件、提高农民素质为重点,创新机制、整合资金、加大投入,走出了基础先行、产业突破、整村推进、连片开发"四位一体"的扶贫攻坚新路子。     

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研究目标：检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除了按其政策本意推动“三农”发展外,能否“一石二鸟”地对贫困地区的工业部门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研究方法：本文以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依据国家调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考察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其溢出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贫困地区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国家扶贫开发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能力、增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促进创新三条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以上三条路径中更受青睐;（3）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推行能吸引全社会资本集聚,退出却会引发民间资本撤资行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倒退迹象,其中年轻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表现尤甚。研究创新：将聚焦“三农”的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与工业部门相结合,并着重探讨贫困地区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政策影响情况。研究价值：为深刻理解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脱贫效用提供新思路。     

FDI对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减贫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减贫效应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FDI与减贫呈现正相关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FDI与减贫呈现负相关关系。（2）这种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区域表现形式也不同,东部门槛值高于中部,西部不存在门槛效应;西部FDI对减贫的作用高于东部和中部。     

精准脱贫背景下建档立卡政策的增收效应测度:自我“造血”还是外部“输血”?

本文以甘肃、陕西、山西、江西、四川五个中西部省份农户与村级调研数据为样本,运用PSM DID方法检验了建档立卡政策的增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建档立卡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的转移支付性收入,但是对贫困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转移就业收入的增收作用不明显。这一结论说明建档立卡政策虽然有助于国家扶贫资源向贫困户流动,但主要体现为直接的转移支付,并没有提升农户自身的发展能力,因而未能实现由“输血”向“造血”的转变。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第一,扶贫资金主要被用于改善外部环境的普惠性项目,对促进贫困户内部积累、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特惠性项目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第二,贫困户对“造血式”扶贫项目参与度及效果评价都不高,且项目开展过程中存在非贫困户对贫困户的挤出效应,使得“造血式”扶贫项目效果打折;第三,扶贫开发催生了“福利依赖”现象,“等、靠、要”心态使得“输血式”扶贫项目更受贫困户的欢迎。最后,本文就如何进一步优化扶贫措施及扶贫激励机制给出了政策建议。     

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的相互作用关系

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有着不同的特点，尤其在主体、效应和独立性方面各有不同的特点。区域品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与升华。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影响是相互的，区域品牌的形成需要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具有相当的聚集规模和产业优势，企业品牌也需要区域品牌作为后盾为其开拓市场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