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基于上海和苏南的实证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尤其是90年代末期以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进入大发展阶段，而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凭借其区位优势和经济势力逐步成为中国吸引FDI的核心区域。2003年长三角地区实际吸收FDI金额达到创纪录的256亿美元，占全国的47．8％。特别是上海和苏南地区又分别占到了全国的10％和25％，成为FDI在中国新的聚集区。     

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宁波为例——以宁波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宁波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GDP及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壮大。文章借助计量模型,通过对宁波有关经济数据的处理,从相关性、Granger因果关系等方面分析了FDI与宁波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宁波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宁波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GDP及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壮大。文章借助计量模型,通过对宁波有关经济数据的处理,从相关性、Granger因果关系等方面分析了FDI与宁波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人民币汇率及FDI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以及方差分解技术系统地研究了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效应,发现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在样本期内存在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汇率升值对FDI的流入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国内经济增长对FDI的流入则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同期的向量误差修正分析、脉冲相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均表明影响FDI的最主要因素是其自身,其次是人民币汇率,而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意味着政府当局在制定汇率政策时尤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以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而对外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     

国际直接投资与开放型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 ,着重就国际直接投资 (FDI)对高收入国家、中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三种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认为FDI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 ,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对 65个样本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FDI流入增长对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作用比对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作用更明显。但FDI流入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其原因与FDI流入规模和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     

重庆FDI、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经验实证

本文利用重庆1987—200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根据VAR模型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重庆FDI、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FDI和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明显,重庆市经济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出口是导致进口增长的原因,FDI和出口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城市的境界

最近，宁波不再困惑。这个地处长三角南翼的计划单列市，一直都没有淡出人们关注的视野。宁波也以其商贸智慧，凭借其港口和开放优势，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尽管这样，与其他城市相比，宁波好像还是慢了些，问题面前，宁波产生了许多困惑——开放型经济还是不是宁波的优势，还要不要引进外资……一系列疑惑的背后，是敢于质疑自己的勇气和自觉。宁波全市开放型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解答，廓清了思路一宁波开放的优势决不能丢、也丢不起，丢掉了开放优势，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影响FDI的间接作用机制和系列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并以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加速FDI流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实施宽带中国的城市、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强化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刺激居民创业渠道影响FDI。这些发现为新时期中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并稳定外资找到了新思路并提供了实证依据。     

FDI对东道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低碳经济是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FDI能够通过向东道国转移低碳技术、设备和生产过程帮助东道国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另一方面,FDI也可以提高东道国的碳排放量,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做出贡献的能力，这一能力因投资国与东道国或经济区域生产函数的不同而贡献的程度不同。通过对我国及三大经济区域FDI部门和内资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的实证比较分析表明，生产函数的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同；我国及三大经济区域引进的是先进的生产函数，这种先进性表现在FDI部门要素边际生产率高于内资部门要素边际生产率。     

基于VAR模型的广西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利用广西1990至2013年的样本数据,基于VAR模型对广西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期来看,FDI、进出口对广西经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进出口对广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短期中,本期进出口、上期GDP和FDI对广西经济增长具有较强正向作用力,而本期FDI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反向作用力.     

FDI能否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多维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长江经济带建设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空间经济新格局的构建,研究FDI的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对于激发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6年1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对FDI能否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促进效果的产生有赖于当地FDI吸收能力的提升,FDI规模增大、人力资本累积以及企业规模扩张有利于发挥FDI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此同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其门槛效应在长江流域不同地区有所差别。鉴于此,本文提出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培育企业竞争力,重视区域差异化发展,以更好地发挥FDI促进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FDI稳定性及研发投资密度 -基于资产专用性视角的研究

基于资产专用性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异质性,在实物期权理论框架内探究经济政策确定性程度变化对FDI规模、稳定性及技术结构的影响机制,并采用制造业24行业外资企业数据进行验证。研究表明,经济政策确定性程度的下降对FDI规模存在抑制作用,并导致其高水平的波动,且受到资产专用性的正向调节。实证研究表明,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中FDI呈现稳步增长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策不确定性的攀升引致制造业FDI增速下滑并伴随着波动性上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蕴含高水平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研发密集型FDI对经济政策确定性程度更加敏感,一致、透明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的营造不但有利于提升FDI稳定度,对吸引高水平FDI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雁行模式下FDI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技术溢出效应

本文基于产业雁行模式发展理论，论证了FDI是边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载体，并将FDI计入国民经济的生产函数，把生产函数修正成由一个国民经济、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引进FDI增长率组成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的劳动力要素的边际产出较低，而FDI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举足轻重，不仅缘于FDI带来了资本的增加，更重要的是FDI还能发挥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福建省经济的增长。     

FDI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FDI(国际直接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日益显著.本文从计量分析的角度,利用协整理论考察了金砖五国的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刻画它们的动态均衡关系.实证分析表明:长期来看,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FDI有力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而南非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则不存在稳定的关系;短期内,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的FDI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互补性,但中国FDI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副作用.     

环境规制、FDI与陕西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9年陕西省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经济增长、FDI、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是FDI的格兰杰因,经济增长是环境规制的格兰杰因;环境规制强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经济产生长期正向影响;FDI与环境规制具有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FDI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脉冲效果越来越小,而环境规制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FDI对我国制造业部门内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以宁波为例

文章以宁波地区为视角,通过Feder(1982)模型和宁波地区1998年至2007年间的有关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我国,尤其是宁波地区制造业部门内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的方向、力度以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FDI对宁波制造业部门中的内资企业产生了微弱的负向竞争效应,对内资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压力。基于分析结果,文章深刻剖析了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具体原因,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于宁波制定今后的外资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省域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首先采用熵权法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2001—2016年的环境污染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其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Moran指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分析FDI和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和地理分布,结果表明:FDI、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并且FDI与环境污染有强正相关关系,FDI集聚度高的地区,污染集聚也高。使用空间计量模型(SEM,SLM)进一步分析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FDI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FDI在地理上的集聚对当地或邻近省域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此外,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提升就业者平均教育年限、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加强经济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     

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研究——来自1999-2007年我国中部六省的经验数据

国外直接投资(即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问题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1999-2007年中部六省的数据,研究FDI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FDI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是很大,但是由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起反向的拉动作用。鉴于此,文章对中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即在重视FDI的量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质的提高,注重FDI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