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目前企业创新变革的关键突破点,必然会对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会计信息可比性提升,且经过多重稳健性、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市场竞争在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抑制供应链集中度、降低战略差异度,进而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在较低的高管股权激励、非“四大”审计、高新技术企业中效果更显著。本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信息披露方面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规范数字科技战略下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基于市值管理的视角

当前，数字化概念正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数字化转型信息可能成为企业市值管理的手段。本文以2007—2019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境下，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操纵行为。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企业会在年报中披露更多的数字化转型信息。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即在股价下跌、融资约束、业绩压力的情况下，该现象越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热度越高、信息环境越差，企业越有可能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进行市值管理。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会带来资本市场的正向反应，产生股价提升效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的同时并未相应增加长期投资。研究为监管部门防范治理概念炒作乱象，规范股权质押后的信息披露行为，降低金融风险，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基于价值增值视角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为中国出口贸易“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学术界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仍留有空白。文章采用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了变量内生性、替代性指标和样本异常值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企业质量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等途径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促进效果强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大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区分数字要素类型发现,数字化基础设备与数字化信息服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促进效应,而电信活动则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长期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重短期轻长期”现象具有“纠偏”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升高管决策效率两条路径来抑制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偏好的既定关系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企业长期投资规模提升，能够赋能企业价值增长。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责任表现：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经济绩效与非经济绩效增长新的驱动力,但其能否进一步改善企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的表现,助推“双碳”目标实现?以2012—2021年华证ESG评分披露的2 909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企业ESG责任表现,尤其可以提升其在环境与社会责任两方面表现,且云计算技术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贡献最为突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财务绩效提升并降低企业风险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故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责任表现。第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与重污染企业ESG责任表现对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结论基于数字化视角可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目标提供启示。     

企业ESG表现、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

“双碳”目标的提出推动了碳交易市场的向前发展，也使碳信息披露的问题进一步取得了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投资者理念的转变。碳信息披露作为企业积极承担ESG责任的重要表现，在“双碳”目标的影响下，企业ESG表现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被加强。文章聚焦于高碳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碳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ESG表现和企业价值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以高碳行业的上市A股企业为对象，运用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其2015—2020年的ESG表现、碳信息披露得分以及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正向促进企业价值的增加，且碳信息披露质量在此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价值效应的科学性，为企业提升市场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对ESG理念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     

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与被持股公司绿色创新

基于中国证监会要求所有基金公司在指定网站使用XBRL格式披露基金信息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对被持股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显著促进被持股企业绿色创新产出。进一步分析发现，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促进被持股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是通过提高投资者信息处理效率和发挥机构投资者的外部治理作用实现的。分组检验发现，基金信息披露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创新能力不足和创新意愿较低企业的绿色表现。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水平，激励企业绿色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兼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中求进”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变革过程中对企业风险隐患的防范与化解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既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尚存分歧。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公司年报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会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较而言,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费用和驱动经营多元化策略等渠道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如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选取国内外相关文献,应用文献计量工具挖掘和识别了研究重点趋势与热点信息,总结近年来该领域的科研动态与发展趋势。根据定性分析,构成一个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情景-理论基础-前因-行为-后果”（CTABC）知识框架,从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与组织变革相互赋能、企业战略应对数字化、企业数字化效果三个维度提出管理内涵。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自愿披露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多言寡行”的现象。（2）研发投入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抑制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环境规制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后果研究,同时为实践中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化翅膀”如何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来自公司违规治理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爬虫技术构造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公司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优化内部治理机制（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者能力）与强化外部监督水平（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长期机构持股水平）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治理效应在司法水平较高、数字金融发展较好地区更显著。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经济后果,为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治理公司违规提供了经验参考。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控制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从企业税收规避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通过Python抓取企业年报文本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抑制管理层谋求私利的激进避税行为,使管理层权衡避税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避税策略。具体来说,相应的内控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产生了治理机制和信息中介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制造业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更显著。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等领域的研究,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相关启示。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中华老字号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研究

在数字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文章基于对老字号企业传承与发展现状的探讨,筛选及整理老字号上市公司一系列财务数据,对老字号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创新、政府补贴对老字号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积极的影响并且显著,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研究建议老字号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加大对技术创新、专利申请的资金投入力度,重视政府资金补助的作用,尤其是研发投入方面。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     

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吗?

基于手工收集的2011—2021年A股生物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表现为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可能性越大,该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和交流协同成本是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非省会城市企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较差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活动中,数字化转型替代了部分由高铁开通带来的企业外部信息环境改善作用,两者呈替代关系。本文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拓展了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相关研究。     

数字化赋能视角下小微企业生态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要顺应绿色发展趋势,打造生态竞争力。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化赋能小微企业实现绿色发展提升其生态竞争力必将带来深远影响。为更好研究数字化环境下小微企业生态竞争力受哪些因素影响,给小微企业生态竞争力的培育提供一定的参考,在现有相关研究基础上,从小微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管理、生产及文化层面出发,对数字化环境下小微企业生态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并确定权重;构建了五维数字化赋能视角下小微企业生态竞争力影响因素关系模型;最后给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