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并购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2—2020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的并购数据,从绿色并购的视角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并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寻租依赖程度较大的企业中和环境治理压力较大的地区更加明显,这凸显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的“亲而有度”和“清而有为”分别通过优化企业环保注意力配置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了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和能力。此外,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实施本地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且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事件公告得到了更加积极的短期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驱动下的绿色并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绿色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长期的绿色并购协同效应。文章还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抑制企业绿色并购的脱耦行为。文章从绿色并购视角厘清了新时代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提高亲清政商关系水平、加快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官员视察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压力与能力的双重机制检验

为把脉地方经济和了解政策执行情况,赴基层企业走访视察已成为官员履行行政职能、参与经济决策的一种常态。那么,官员视察是否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产生影响呢?利用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官员视察对民营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此外,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治理能力双重路径影响了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主要表现为增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发展机会。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盈亏压力越小,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会越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和企业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而且还阐述了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微观机理,这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环保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环保约谈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所实行的环境执法监督新方式,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9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环保约谈所涉及城市的上市公司中,环保约谈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发现,环保约谈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企业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研究结论从企业加强环保绿色投资决策的角度为环保约谈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的证据,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环保约谈这一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施更好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来自公益诉讼试点的证据

环境公益诉讼是提高环境司法保障水平、纠正地方政府“规制执行偏差”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司法制度建设。文章选取2011-2017年地级市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对地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公益诉讼可以使试点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提升7.1%,且该政策作用效果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强,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绿色创新。地方政府加大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治理力度,公众提高环境诉求是上述发现的实现机理。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三重差分结果表明环境公益诉讼能促使试点地区污染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和提高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信息公开以及设立环保法庭的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明显。文章为环境公益诉讼试点的环境治理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后续环境司法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资金约束与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重污染行业的环境治理成效,对“双碳”目标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2010—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资金约束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影响,并探析绿色金融和环保压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资金约束程度越高,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就越高,而预防性环保投资就越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强化资金约束程度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同时加剧与预防性环保投资的负向关系。当环保压力较高时,会强化资金约束与治理性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而当环保压力较低时,会加剧资金约束与预防性环保投资的负向关系。截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中,上述效应比较显著。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空间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解构：政策推进与市场拉动

绿色技术创新被认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协调发展，选取1997—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政策、市场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环境政策与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型作用关系，并通过示范—模仿机制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溢出效应；②市场因素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呈现“涟漪效应”；③环境政策和市场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特征，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激发绿色技术市场活力、实行差异化绿色创新驱动政策等建议。     

政府大客户绿色采购与供应商网络“绿色牛鞭”效应研究——压力传递视角

围绕企业构建供应链绿色创新体系是发展低碳经济、尽早实现“双碳”环境目标的重要战略路径。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客户与供应商信息,将三层供应链网络视为最小分析单位,实证检验政府大客户绿色采购对其供应商网络的绿色创新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大客户绿色采购压力能显著提升供应商网络的绿色创新水平;且其压力可沿供应商网络层级向上放大传递,更大程度促进高层级供应商绿色创新,呈现“绿色牛鞭”效应。“绿色牛鞭”的动力机制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冲击、较短的供应商网络关系持续时间分别增加了供应链终端环保压力与供应链信息不对称,从而为强化“绿色牛鞭”效应提供了动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上游相对下游供应商议价能力较强、地理距离较远时,“绿色牛鞭”效应被显著削弱。本研究基于客户压力传递视角,为政府采购如何驱动供应链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如何更好地嵌入市场供应链以促其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建议启示。     

“双碳”新格局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其ESG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表现出了中国的担当精神。在“双碳”新格局下，局限于企业的经济表现的传统绩效衡量办法不足以满足现代化投资的需要，综合评价企业环境、社会和管理三个方面的ESG绩效体现出巨大优势。各类绿色政策的出台引导企业走向绿色技术创新，那么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促进作用；实用新型绿色技术创新对ESG的促进作用大于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深入研究发现，先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再提升市场竞争力最后实现企业ESG绩效的优化是最重要的影响路径。     

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多案例分析

通过多案例研究方式，主要从环保费改税后企业税负变化、研发投入、创新成果和专利情况以及污染处理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了环保费改税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了环保费改税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有着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的作用，提升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应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支持；不断扩大污染物征税范围，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更新升级生产设备，提高污染处理技术。     

企业环保投入与环境绩效——机理与实证分析

基于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企业环保支出是否有效提高了企业环境绩效.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投入与环境绩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环保投入对公司环境绩效的作用受公司规模的影响,公司规模较大的企业能够通过规模效应提高企业环保投入的环境治理绩效,而规模较小的公司受限于自身资源条件,未能充分发挥环保投入的环境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控显著提高了环保投入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而外部治理强度对环保投入与环境绩效的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有利于企业因地制宜,提高企业的环保投入治理水平.     

公益诉讼制度诱发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与机制

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中国生态司法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公益诉讼试点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了公益诉讼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有效撬动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既有创新活动基础上叠加的“杠杆效应”,而非单纯的“挤出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公益诉讼制度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公益诉讼制度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越强、媒体关注度越高,越能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制度的绿色创新效应。本文丰富了法与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为“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了最新经验证据。     

环境管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30个省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在将绿色工艺创新分为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两种模式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环境管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三同时制度、排污费制度、研发投入、市场需求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均具有积极作用;地区居民环保意识、市场制度均产生了负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行政处罚案件数的影响均不显著;市场竞争仅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环境政策法规具有负向影响;而工业环境治理成本、环境投诉处理率仅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污染治理投资制度仅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具有明显抑制作用;企业规模对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综合来看,除工业环境治理成本外,其余环境管制工具对两种绿色工艺创新模式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     

通往绿色创新之路：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绿色化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动力。本文基于200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内在动力与外在激励视角考察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环境承诺的两个维度——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环境规制水平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揭示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证据

为研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市场化环境规制改革背景下的成立性，以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波特假说”成立，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企业原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杠杆作用”；拓展研究发现，该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高碳排放的行业；此外，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在提高绿色创新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过程、结果维度的环境治理与企业财务绩效

目前国内外对于环境治理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且不能有效比较,可能是由于没有区分环境治理的不同维度,而高成本的环境治理过程与环境治理结果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本文基于2009—2017年A股公司年报手工搜集企业环境治理数据,基于权衡理论、自然资源理论和TLGT效应等,检验了环境治理过程和结果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环境治理过程正向影响环境治理结果,而环境治理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都与企业财务绩效呈U型关系,较差的环境治理过程和结果均负向影响财务绩效,而较好的环境治理过程和结果均正向影响财务绩效,并且环境治理结果在环境治理过程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发挥非线性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过程维度的环境治理仅通过成本效应路径影响财务绩效,而结果维度的环境治理同时通过成本效应路径和差异化效应路径影响财务绩效。本文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将环境治理划分为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两个维度,为企业环境治理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对促进中国企业环境治理提供了一定启示。     

绿色投资的驱动因素研究——来自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环境污染和治理主体的企业,增加绿色投资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制造业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探究制造业企业绿色投资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势力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投资,但环保制度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道德、制度、市场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效应因企业生命周期、行业污染密集度和地区执法力度的差异而呈现出异质性。为提升制造业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应进一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强化文本立法与执法实践,同时适当增强企业市场势力。     

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企业策略选择与水环境治理

水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水资源节约与集约利用对于转变水资源使用方式,改善水环境质量以及实现“人水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企业策略选择视角,探究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通过推动企业降低用水强度、加强技术改造以及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效应等机制有效抑制了污染排放行为,但不同企业在应对资源规制的策略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高耗水企业倾向于选择降低取水量和减产等非效率的方式应对规制目标,而非高耗水企业更希望通过提高重复用水率和增加废水治理设施数量等长效机制实现水环境治理。同时,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在重污染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识别企业应对资源规制的微观机制,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重要启示。     

“同伴”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现有研究多从试点地区的视角探讨环境试点政策,忽视了试点政策(尤其是命令型政策)对“同伴”企业(兄弟城市企业)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本文以2012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对象,探讨该命令型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显著激发了同伴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并且,这种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政策对试点城市的影响;同省份试点城市数量越多,传递给“同伴”的规范性压力就会越大,从而导致更强的溢出效应;该试点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污染行业企业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当前企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传统环境规制政策虽然提升了企业被动性环境治理,但难以调动企业主动性环境行为,而数字经济发展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契机。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多期DID的方法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显示,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了绿色创新水平,而外部监管强度并未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对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强化绿色创新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拓展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