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归因及对策研究

财产性收入作为财产的衍生物,具有"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使得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如不加以调控势必会加剧城乡差距,这与实现共同富裕、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不符的。因此必须正视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分析造成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原因并探讨其解决路径。     

金融发展、金融知识与财产性收入

在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日益提高、而居民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的现实背景下以及鼓励居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导向下,研究金融发展、金融知识与财产性收入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和金融知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提高了财产性收入,即金融发展对财产性收入具有增长效应;而金融知识对上述增长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家庭从金融发展进程中受益更多.通过对人力资本水平、家庭风险偏好以及户口类型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风险偏好较高的家庭以及城镇家庭在金融发展进程中受益更高,金融知识的调节效应也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在推动金融发展的同时应重视向大众普及基础的金融知识,这有利于促进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提高财产性收入.     

个人所得税对财产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模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从无到有、由少变多的转变,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将租金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征收范畴,发现财产性收入的集中率降低;通过对财产性收入中各分项收入的分解测算发现,租金收入纳入综合所得计征个税后,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显著下降,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负债、金融知识水平和投资风险偏好是扩大财产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改变财产性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需要培养投资理财意识,同时优化个人所得税税制结构,加强对财产性收入的调节作用。     

家庭收入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家庭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家庭资产的合理配置对国民经济稳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CHFS)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数据,通过Logit模型,从收入角度出发,结合户主个体特征和家庭资产因素,加入了家庭是否拥有电脑和是否会使用互联网这两个控制变量,探索新时期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以期能够帮助我国更多的家庭实现健康的家庭金融资产分配结构.     

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分析——基于机会不均等的考察

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分配的解释力度越来越大.基于2003-2012年农村居民和1995-2011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构成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测度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分析产生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指出机会不均等是决定因素发挥效应的根本原因.化解财产性收入不平等中的机会不均等,应当以利率市场化为抓手推动金融行业的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土地批租制度和严格执行开发建设期规定,构建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推行多层级的义务基础教育措施.     

中国金融化及其影响功能收入分配的机理研究

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金融化对功能收入分配的影响：理论上,根据中国国情,修正了非主流经济学金融化理论,实现了从微观主体行为到宏观收入分配的逻辑一致性,分析了中国金融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实证上,结合资金流量表,构建了中国金融化指标,有效地反映了金融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当前状况下金融化能够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测度与实证

基于中国2010-2019年的省级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共同富裕程度,研究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数量关系,结果表明,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显著正相关,普惠金融通过包容增长、创新效应、创业效应等,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提升收入水平,促进收入子系统与平等子系统协调统一,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贡献来源于东部地区的收入提升效应,收入不平等改善相对有限.建议强化普惠金融协调收入提升与不平等改善的能力,拓展普惠金融内涵,加快普惠金融发展.     

互联网发展、就业质量提升与共同富裕——效应识别与经验证据

实现共同富裕是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长期目标。互联网发展作为信息技术时代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变居民家庭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会如何影响居民家庭实现共同富裕？文章匹配中国家庭金融（CHFS）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就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居民家庭实现共同富裕，就业质量提升是其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对农村户籍、低学历或非正规就业群体，该作用更加明显；从结构分析来看，互联网发展对物质富裕和社会共享具有正向作用，而对精神富裕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工作阶层认同未能提升。政策启示在于，可通过改善互联网相关职业群体在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增强其精神幸福感，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     

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机制——基于状态空间系统的估计

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已成为我国二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特征事实之一,探索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的动态作用机制对调整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缩减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1997-2010年28个省份城乡居民家庭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收入与金融资产配置的两部门模型及其状态空间系统的回归。在Lewis(1954)、Galbis(1977)的基础上,文章对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两部门模型的分析,从数理上证明了两部门中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差异对其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机制,对状态空间系统的回归结果及状态变量的时间路径显示,两部门模型中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确实呈现倒U形动态机制,这表明从长期看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改善确实会缩小收入差距。因此,优化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环境及结构有助于削减收入差距,这对探索金融资产配置缩减收入差距的政策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     

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我国农民财产权利长期受到抑制和侵蚀,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不足.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在于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房地产权和金融财产权.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土地财产“实体”权、公平交易权和增值收益分配权;赋予农民更多的房地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房地产抵押权和自由交易权;赋予农民更多的金融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金融服务享有权、金融产品选择权和金融产品市场定价权.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

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国近年来引发理论界及政府文泛关注和众多讨论的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剧的一一个突出表现.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特征,不但未能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本文对我国经济进入市场化阶段后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的制度构建进行了考察,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整合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

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互联网金融通过实现资源共享,降低融资成本,有效的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多样化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丰富了普通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互联网金融与各行各业的融合加速了行业的转型升级,全面的驱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经济增长理论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初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到底是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是会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学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文章从新增长理论视角考察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两个负面影响:一是收入不平等会减少投资机会;二是收入不平等会降低借款人努力程度,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研究 ——基于股市、房市的博弈分析和实证检验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愈来愈严重,渐渐成为阻碍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矛盾.基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视角的博弈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富人群体因具有信息优势且原始积累较多,与穷人群体获取收益的机会不等,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在收入初次分配上,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差距扩大都会使城乡的贫富差距扩大,而经营净收入差距扩大会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在收入再分配上,房市财富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效果比股市财富增加要大,而人力资本财富增加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抑制投机性炒房行为;加快中国股市实质性的改革,杜绝股市圈钱现象;继续"反腐"及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个人收入起征点,从而实现"提低、限高、扩中"政策预期效果,进而构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和谐社会.     

金融危机下家庭金融投资及其风险规避

本文从我国家庭金融投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入手,指出投资主体的行为不规范、对市场认识程度不合理,以及我国金融体制不健全等都是目前我国家庭金融投资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通过分析影响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因素,总结出如何进行投资风险规避的方法,以应对金融危机之下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中的不足,以期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与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研究

讨论如何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问题,应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经实现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依然存在的现实前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则会妨碍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发展民营经济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客观要求.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的增殖逻辑并不必然带来共享逻辑下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基于这种关系,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二者之间的协同:创造共同富裕实现和民营经济发展协同的条件,建立共同富裕实现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协同机制,扩大共同富裕实现和民营经济发展间的命运共同体,优化共同富裕实现和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成果共享机制.     

以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一直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针对中国经济的特点,可以从政府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如何更好地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地方政府主导推动地方经济的做法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起了重要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换,是使收入分配改革真正落到实处的破局之处,也是实现收入分配合理化可行的第一步。要改变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降低它直接参与基础设施的程度,改革地方土地财政,建立垂直管理机构,以分散它的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为收入分配改革打开空间。     

金融效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的解释

在Garcia-Penalosa和Turnovsky(2006)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当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人为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金融效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的解释

用金融发展规模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多局限性,所以很多学者在实证研究中选择金融效率来替代。但学者们并没有从理论上构建模型分析金融效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导致其实证结论缺乏理论支撑。因此,在Garcia-Penalosa和Turnovsky(2006)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当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人为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