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精神：浙江模式的原动力

浙江经济发展的成就,近年来越来越引人瞩目,吸引了人们对“浙江现象”和“浙江发展模式”的探讨。浙江模式成为了一种浙江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资源,作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信誉资产,对于其他地方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浙江破解“两难困局”的历史性契机

温州,这个充满活力和争议的城市,注定要走在中国改革的潮头。而这次,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则是金融。改革开放30余年来,民间金融一直是支撑"浙江模式"特别是"温州模式"屹立全国改革前沿的重要内核和独特基石。可以说,没有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就没有浙江独具特色的内源式民营经济发展和区     

民间投资：浙江经济率先回升的关键

促进民间投资是个重大战略问题。在当前国家扩大投资对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情况下，浙江投资要实现高速增长不太现实，最理想的是通过适当扩大政府投资、刺激民间投资来保持适度有序投资的状态。即通过增加政府投资给社会以强烈的信号和信心，引导和推动民间资本，加快形成“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跟进”的格局。如果能够及时激活民间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浙江就完全有可能率先走出危机，实现真正的经济复苏     

90年沧桑看浙江：“温州模式”

温州市委、市政府面对改革问题上的争议，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因为出现不同声音甚至反对声音就轻易放弃试验。     

“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

引论：对我国经济地方化与市场化的一般性评注。本文主要考察我国的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关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以这些模式为切入点，本文将从侧面(而非正面)证实两个判断。判断之一为：经济领域的“地方化”现象要被“市场化”所取代。     

浙江文化型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与困境——以义乌华鸿集团为例

文化创意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制胜要素，而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作为文化创意的表现形式，必须得到应有的保护     

规范有序推进浙江PPP模式发展

相较于BOT模式,PPP模式更强调由政府和社会风险的合理分担,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进而调动社会资本并发挥各自优势,摆脱公共资源的＂瓶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浙江：1200亿发展水利

未来5年，浙江水利将继续加大投入，总额将达1200亿元，力争到“十二五”期末，全省水利保障防洪、饮水、经济用水及生态用水安全的能力，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十一五”期间是浙江水利投资最大的5年，至2009年底全省水利总投入达815亿元。其中，去年一年投资234亿元，创近年来水利投资额的新高。     

民间资本助推西部经济腾飞——浙江千亿民资抢滩西部

“十一五”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要保证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9％甚至更高的速度，必须首先解决好资本保障问题。据专家预测。从2006年开始我国的资本供给将会发生四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二是我国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优惠待遇将会全部取消；三是中央政府的国债政策将会淡出：四是民间资本将会越来越活跃。由此可见。如何提高资本供应能力，特别是如何提高民间资本的供给能力。是决定“十一五”投资增长的关键因素。     

意大利和浙江“姊妹模式”同病相怜？

30多年来，浙江一直是关注度最高的中国省份之一。浙江经济充满活力，其发展模式和内涵与其他兄弟省份相比呈现差异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世界范围内，“浙江模式”常常被认为与“意大利模式”相似度较高，两者经常作为“姊妹模式”被放在一起对比分析。目前，     

调查温州：铁打的困局流水的“老板”——老板“跑路”记

9月的温州,这个一直被冠以民间资本＂晴雨表＂的地方,正经历着一场少见的民间金融危机。资金链紧张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缓解,中小企业的生存又一次被推到聚光灯下。     

90年沧桑看浙江：永嘉县首创“包产到户”

永嘉包产到户的实践和理论，对于中国农业集体经济模式的探索和形成以至20年后经济体制的改革，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我国农村不同养老模式认可度：比较、测度与对策建议——以山东省高官寨镇为例

随着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农村养老问题已成为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以山东省的一个典型乡镇为例,从居住安排、生活照料与经济来源三个方面对四种养老模式进行认可度比较。研究结论认为家庭养老模式仍然是农村老人认可度最高的养老模式。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家庭养老模式已无法再成为社会的主流,因此应创新养老模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并提出建立居家+社区的新型养老模式。     

“走出去”的民间道路

近年来，一些曾被我国企业认为具有地缘政治优势而投资踊跃的高冲突国家正转化成高风险投资地区。因我国传统的外交和海外投资模式中过于依赖高层，导致了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了解和重视不足。未来五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计划年均增长将在17％左右，特别是资源能源类投资将处于迅速增加的时期，在全球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走钢丝，需要更加平衡的战略思想，当下则特别需要在重视传统上层路线之外，开辟第二条道路，大力加强下层路线。     

农村金融问题：凸显信贷资金难以流向农村——基于浙江两百家种植和养殖大户问卷调查

为深入研究如何通过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实现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最近在余杭、富阳、鄞州、宁海、瑞安、永嘉、桐乡、海宁、长兴、诸暨、嵊州、东阳、金华、衢州、临海、龙泉、青田等17个县（市、区）抽选100家种植大户和100家养殖大户进行了金融服务需求状况调查（以下简称“两百家种养大户调查”），     

搭建吸引民资投入西部的信用桥梁

前年，一位身家逾5亿的浙江民营集团董事长邀请笔者给他们做企业发展战略咨询，在谈及企业信用管理问题时，这位董事长感慨万端。他坦陈在创业初期，也曾有过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因为当时周围的人都那么做，自己只能随大流。而在今天的浙江，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都把信用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加入到共同建设社会信用制度的行列。不过这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担心，如果只有少数地方动真格打造信用社会(比如“信用浙江”、“信用广东”等等)，那么社会信用较好地区的企业同信用较差地区的企业做生意，信用风险还是难以防范。从这个案例可以窥见，信用缺失越来越成为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吸引外地民间资本的制度“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