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减贫:脱贫攻坚战的生态扶贫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二

该文立足于绿色发展的生态扶贫理念,分析了绿色减贫并对生态扶贫的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传统生态扶贫发展进程还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较为严峻、建构生态扶贫体系面临社会阻力、生态扶贫的整体运行机制亟待完善、加快贫困地区生态扶贫政策的顶层设计迫在眉睫等主要问题。从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内涵和绿色减贫定位阐释了绿色减贫是脱贫攻坚战的价值取向,从构建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体系和实现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目标两个维度,提出了脱贫攻坚战进程中绿色减贫的实现路径。     

“错位”还是“精准”:最低生活保障与农户多维贫困

该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实证分析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未能有效改善农户多维贫困。通过解释机制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不但存在"瞄准错位"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福利依赖"现象,进而弱化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因此,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机制与退出机制,更有利于我国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路径选择——基于广西天等县的实证分析

实践证明,减贫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增强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扶贫开发政策策略创新需要在新的减贫实践中进行优化设计。本文结合广西天等县农民创业的减贫实践,从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模式创新、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执行中的农民创业环境优化、农民创业与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体系构建等方面,探索农民创业与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双向良性互动创业扶贫模式,为新时期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优化和扶贫模式创新提供参考。     

产业链视角下特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益研究——以云南省会泽县为例

旅游能够促进地区减贫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尤其在特困民族地区,通过发展旅游实现了脱贫致富.然而,尚有很多地区的旅游扶贫效果不佳,未能从微观视角对区域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构建完善的产业链并制定相应的价值分配制度,产品体系不完整、各种利益关系协调不畅等问题导致旅游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社区居民被边缘化、贫困人口利益得不到保障等现象发生.本文尝试构建了旅游产业链分析框架和旅游扶贫效益评估模型,以云南省会泽县为研究对象,对其旅游扶贫效益进行评价,最终从产品链、协作链和价值链方面得出启示,为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中央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评估:基本事实、潜在机制和提升路径

中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完善转移支出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和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文章基于1978-2017年中国省级宏观数据,利用西部大开发自然实验识别了中央转移支付在区域和时间维度上的变异,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评估了中央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中央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是存在的.具体而言,中央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增加对人均农业支出、人均公共服务和人均人力资本的投入发挥减贫效应.进一步表明,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相对于教育人力资本投入,对健康的人力资本支出的减贫效果更好.农民基于理性选择的健康投资的收入回报率大于教育投资.此外,地方财政支出中过度偏向基本建设的投资方式会挤出对农业、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的支出比例,进而限制了中央转移支付的总体减贫效果.文章认为,通过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有针对性的惠民专项转移支付等举措,使财政资金向农民人力资本、基本公共服务、就业保障和农业生产等领域倾斜,有利于实现精准扶贫和财政资金的惠民目标,进一步释放中央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     

中国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总结扶贫资金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减贫效果,构建扶贫资金支出与农村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的研究假设,以宏观调查数据度量我国农村贫困程度,揭示我国农村贫困的变化趋势,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正向减贫效果;以工代赈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以及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深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而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冲击则显示出负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显著负效应。据此,文章提出改善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减贫效应

为探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文章利用2015—2018年云南省福贡县农村多维贫困监测的面板数据,在分别测算村级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多维贫困水平的基础上,构建时空关联分析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整体和分区、分维度层面实证分析探测村级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以云南福贡县为研究区的实证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多维贫困存在减贫效应,且不同类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在整体层面,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影响下,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减贫效果较为突出,同时其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为显著,表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以直接效应为主。在分区层面,多维贫困程度较轻的中段地区其教育、公共文化及信息化服务的减贫效果较好,同时存在间接效应能够缓解邻近地区多维贫困的状况。其中,多维贫困程度较深的研究区北段和南段,其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减贫效果尤为突出。     

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与生态化转型

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民经济五个阶段的贫困原因与减贫经验,认为贫困是内生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因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不对称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对不同发展阶段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以举国体制进行内部化处理,实现了一定历史阶段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相对均衡,形成了结合中国自身制度优势的特殊减贫经验.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三次城乡融合释放的农村要素给农民带来的现金收益和财产性收益.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更要通过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转变为生态扶贫,大力推动新时期的城乡有序融合,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化业态创新激活农村地区大量沉睡的生态资源资产,构建生态化扶贫的长效机制,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与生态化转型

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民经济五个阶段的贫困原因与减贫经验,认为贫困是内生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因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不对称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对不同发展阶段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以举国体制进行内部化处理,实现了一定历史阶段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相对均衡,形成了结合中国自身制度优势的特殊减贫经验.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三次城乡融合释放的农村要素给农民带来的现金收益和财产性收益.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更要通过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转变为生态扶贫,大力推动新时期的城乡有序融合,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化业态创新激活农村地区大量沉睡的生态资源资产,构建生态化扶贫的长效机制,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精准脱贫中财政政策的有效供给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扶贫思路与方法不断创新与改进,有效的财政政策供给成为目前多维贫困视角下精准扶贫的重要保障。但这一过程仍面临一些困境,例如财政扶贫政策难以精准识别贫困户,财政扶贫项目与贫困户需求脱钩,财政扶贫资金使用不规范降低了减贫效应,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核过于重视政绩。从有效财政政策供给视角看,应通过完善财政扶贫制度、调整财政扶贫项目、规范财政扶贫资金使用及构建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等途径实现精准脱贫。     

自由发展视域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使命之一.本文从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入手,强调发展的目标是获取人的实质自由,政府有义务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保障人们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从而寻求实质自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满足人们自由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能够借助增强自由发展的执政思想、提供自由发展的权利保障、完善自由发展的信息评估体系以及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供给模式的方式来加以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的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村、贫困地区的小康,就不能完成我国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文章首先从有利于深化农村"三变"改革、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四个方面分析了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对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然后通过分析产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党建扶贫四种方式在提升内生动力方面的有益探索以及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传统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资源未能有效挖掘盘活、先进生产组织方式尚未形成、农民职业素养普遍偏低、扶贫机制与贫困群众需求错位,进而从深化"三变"改革、培育多层次新型职业农民、选树典型、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的对策与建议。     

福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分析

福建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阻碍海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解决福建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良的对策应是: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中心供给体制;理顺中央、省、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和农民需求表达机制.     

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模式探究

金融扶贫体系的建设是当前世界各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措施,他的服务对象是那些具有生产能力和发展意愿的贫困农民.我国的农村金融扶贫体系已经实施多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农村的贫困水平,但是整体来看,脱贫率仍然不高,同时也存在一些体系构建方面的问题,使得金融扶贫的工作并没有完整的发挥出来.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以小额信贷为主;构建风险防范机制和金融创新、社会保障三项措施来完善我国当前农村金融扶贫体系.     

教育引领 示范带动 创建“七位一体化”跨部门协同精准扶贫新机制——贵州省铜仁市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路径选择

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铜仁市在"十二五"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减贫成效,教育在铜仁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意义重大、责无旁贷、大有可为,研究总结现有的精准扶贫铜仁模式,再以农村贫困群体的教育问题尤其是职业教育问题作为精准扶贫脱贫的切入点,构建教育精准扶贫脱贫的"七位一体化"工作路径,是实现铜仁市农民教育提升与精准脱贫协同发展,助力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的全面实现的必然选择。     

国家扶贫战略与政策的调整完善

一、将减贫目标融入于经济发展战略之中。恰当地将减贫目标融入转变发展方式的总体战略和政策设计之中,在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确定扶贫的战略地位,以宏观发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选择和确定扶贫制度的方向,     

中国农軻扶贫的制度变迁、优化与创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扶贫制度也与时俱进,历经了改革变迁与优化创新,就理论成果和实践效果而言,扶贫制度在我国开展反贫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时期的扶贫制度对减贫的效果不尽相同,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进程,我国农村扶贫制度的变迁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七大阶段,具体内容涉及:贫困区域判定的演变、贫困对象识别的优化、顶层设计规划的完善、扶贫主体类型的变化、资金注入方式的拓展、社会保障政策的补充、扶贫模式思路的创新等方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扶贫"时代,农村扶贫制度需要不断创新、转型、升级,实现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全民小康、共同富裕.     

我国科技扶贫的经典案例与启示

科技引领创新,产业助力扶贫.消除贫困是世界范围内一个永恒而艰巨的话题.我国历时三十多年,为期五个阶段的持续不断的扶贫工作,使多地贫困百姓已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存目标.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前的近7亿减少为目前的4335多万人①,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是“中国奇迹”.而如何提升贫困地区百姓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由“输血”变“造血”,做好科技扶贫的载体产业扶贫,进而实现扶贫产业的特色化、品质化、品牌化和效益化,是推进这些地区居民持续稳定地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因此,科技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是“精准脱贫”的必然选择.明确科技扶贫的内涵,梳理我国科技扶贫的进展与成效、归纳总结经典产业扶贫的案例经验,是做好未来科技扶贫工作的关键.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高级阶段实现城乡人均公共支出均等化,实质是保证普遍公平。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初级阶段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是保证最低公平。我国目前处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初级阶段。为此,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框架,是建立以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公共预算体制,建立以实现最低公平为条件的农村公共服务内容体系,建立以平衡政府间公共财力为原则的转移支付体制,建立主体合理、机制完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中国绿色减贫指数研究 总论

绿色发展和减贫是全球面临的挑战和共同任务。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主题就是"在可持续发展和减贫背景下的绿色经济",提出要以绿色增长模式来取代传统的主要依靠资源和环境的增长模式,达到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减贫工作。在绿色发展方面,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提出要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是,新时期我国扶贫面开发还面临严峻挑战。基于此,本研究首次提出绿色减贫的新理念,同时首次构建了"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本研究以中国扶贫开发主战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背景,对中国绿色减贫指数进行了综合测度和多层次分析与比较,并对罗霄山区进行了案例分析和检验。本研究提出了中国绿色减贫政策建议,包括:(1)完善绿色发展和绿色减贫管理机制,加强绿色发展和绿色减贫战略规划;(2)积极探索绿色产业化和产业绿色化的新途径新方法;(3)积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4)探索生态资源交易市场的新途径新方法;(5)加强区域联动协调、促进共同发展;(6)创新绿色扶贫的资金融通手段和渠道;(7)强化政府绿色减贫理念,提高公众绿色发展意识;(8)加强对绿色扶贫产业和技术的引导;(9)建立以绿色减贫为核心的贫困县考核机制;(10)突出重点和特色,制定差异性攻坚对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