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根源探究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贫富分化现象日渐严重,贫困群体出现了代际传递趋势,在广大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尤为明显,已成为中国21世纪反贫困的新目标.造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极为复杂,重点从环境性因素、制度性因素、文化性因素、贫困家庭与贫困者个人等方面深入揭示了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根源.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研究

本文通过CHNS数据分析,父辈的贫困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源以及教育等途径传递给下一代,使得子辈很难真正脱离贫困群体.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逐步实现,绝对贫困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但是在农村贫困地区,脱离贫困的贫困家庭子女的收入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社会阶层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通过研究发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人际关系的怪圈促进底层贫困人口向上层社会流动,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提升贫困家庭子女的个人能力,才能真正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平均收入迅速增加,繁荣的背后是不容忽视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贫困问题.近年来,“穷二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农村,改善农村的教育状况,加大对农村的教育补助力度是抑制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在城市,提供多样化的医疗保障和公平的就业机会,防止“因病致贫”以及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有效对策.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在进一步加快,农村扶贫的推进也使得农村贫困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城市的贫困问题日渐突出,越来越严重.通过对城市贫困的研究发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导致贫困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对于缓解贫困代际传递有着重要作用,对消除贫困也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CHNS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进行了研究。静态分析表明: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要明显大于城市,且城乡差距明显;个体行业差异显著影响个体贫困发生机会,但父辈行业差异对子代贫困发生机会的代际影响不明显,健康、教育降低子代贫困作用巨大,同等条件下女性贫困发生机会要高于男性,贫困发生机会与年龄呈"U"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虽然中国整体面的贫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基本呈上升趋势;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大于城市;城乡子代贫困机会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拉大。     

家庭贫困与增长: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

家庭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特征,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因素包括父母素质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与营养投资、基因遗传与疾病等,家庭外部因素包括文化背景、机会平等与政策制度等.为阻隔贫困代际传递,必须消除妇女儿童贫困.促进性别平等,实施积极的教育反贫战略,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     

贫困文化在农民工及其子女群体中的代际传递及影响

本文关注点是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贫困文化在农民工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以及对于流动儿童的影响.作者对流动家庭及其生活环境、社会参与、流动人口个人心态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通过调查流动儿童的升学、就业情况,与父辈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贫困文化在流动人口中的代际传递的渠道和方面:个人心态以及价值观、家庭条件、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程度、社区环境等,并在对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和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对抑制贫困文化在流动人口中的代际传递,促进流动儿童向上流动提出合理建议.     

人力资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人力资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可正可负,如何发挥人力资本价值量的正向作用,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意义重大.人力资本价值量是效率性人力资本、动力性人力资本和交易性人力资本共同作用的效果,基于此,研究效率性人力资本、动力性人力资本和交易性人力资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发展效率性人力资本、动力性人力资本和交易性人力资本能够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测度与异质性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测度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远低于非贫困家庭，就业稳定性差、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社会支持不足等是造成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低的主要原因。家庭发展能力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赡养型相对贫困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最弱，生产型相对贫困家庭的凝聚能力最弱；东中西部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与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最弱，东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虽然在人力资本、社会保险参与率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其家庭凝聚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有待提升。基于此，建议拓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就业渠道，增强就业稳定性，以赡养型家庭为着力点加大对农村老年相对贫困群体的政策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构建文明和谐的家庭关系。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女性贫困、代际传递与和谐增长

从代际传承角度审视长期贫困的复杂性、持久性,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贫困问题的一个新视角.鉴于女性在抚育后代、家庭未来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使我们认识到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性别差异存在很强的关联度.贫困女性欠缺足够的营养健康、医疗保障和完整教育,弱化了她们对子女的早期喂养能力与早期教育能力,限制了子女成年后社会竞争力和自我提升能力,抑制了子女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发挥.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我国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选择。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而相对贫困治理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手段。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A-F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维度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医疗保险和住房,同时遭受5个以上维度或单一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50%的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至少3个维度贫困;区域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深。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家庭致贫机理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联性,并依据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双重识别标准下农村家庭的不重叠性,从家庭人口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资本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村庄地理环境角度,对农村收入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家庭的致贫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土地流转、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越利于两类家庭摆脱贫困;(2)土地面积、组织成员、当地教育条件、地区类型对于两类家庭具有相反的影响;(3)劳动力人数、户口类型、家庭经营、住房拥有情况仅对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地貌特征仅对多维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未来扶贫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方式.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贫困的代际传递研究

贫困的代际传递可以描述为私人和公共的资产和资源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过程中不充足的状态。贫穷被转化为影响个体在当前或者其人生经历中的未来一个年龄段遭遇贫困可能性的一个极其复杂的消极因素之一。贫困的代际关系主要由家庭与家庭外两大主要因素所影响。贫困的代际传递被视为长期贫困的一种极端的影响因素,从某种程度上严重导致了个人或者其家庭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视角

进入后脱贫时代,我国的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相对贫困、农村相对贫困、公共服务相对贫困、经济相对贫困四个方面,其产生的根源均在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要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入手构建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机制.解决区域性相对贫困的关键是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消除农村相对贫困要依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通过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协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公共服务相对贫困要求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城乡间扣人群间的均等化供给.治理经济相对贫困的重点是构建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除了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外,还要着力改善生产条件分配、促进经济机会公平.     

"三变"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理性、价值逻辑及战略前瞻研究

将"三变"改革助推精准减贫的实践经验和价值借鉴,运用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则为其提供重要的实践借鉴和方法论指导.在实地考察和深度调研基础上开展质性研究,力求从事实上升到理论揭示其变革逻辑、演化规律以及价值内涵.结果 发现:实践理性上"三变"从政治引领、组织建设、经济驱动、文化感召、社会治理等五个维度开展;价值逻辑上,从产权制度、股权制度、联村党建、乡村治理以及社会建设等进行制度性构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拓宽农业提质增效路径、农村发展市场半径,农民增收致富途径,坚持党的领导,贫困主体在场,政策不断供给,强化政府赋能形成能力体系建构,则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战略前瞻.     

贫困母亲脱贫问题研究

贫困母亲脱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关系到我国脱贫攻坚目标的最终实现.目前,在贫困母亲脱贫中还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既有贫困母亲自身的问题,也有对贫困母亲扶贫政策措施不精准问题.结合贫困母亲的实际,对贫困母亲脱贫的基本对策是:结合本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着力改善生存条件,着力提高综合素质,着力增加经济收入.综合施策,多点发力,发挥特长,实践创新,全力帮扶,走出一条适合贫困母亲自身特点的精准脱贫之路.     

农村离异贫困家庭子女保障问题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重庆市的农村单亲贫困家庭的调查分析．认为农村单亲家庭中贫困化比率是相当高，单亲子女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保障和实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体制转换结构调整，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充分体现和维护农村单亲贫困子女的权益。中国在发展新的社会援助制度过程中，应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为离异贫困家庭子女的正当权益实现提供帮助和保障。     

城市贫困家庭再就业问题分析及对策

就业是民生之本，而我国的再就业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城市贫困家庭就业问题；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城市贫困则是困扰各个国家的难题，而且城市人口的就业不足往往导致城市贫困问题的加剧，并成为现代城市“发展”与“解困”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